劉兆佳指香港極端“本土主義”   違反發展潮流缩略图

劉兆佳指香港極端“本土主義” 違反發展潮流

過去幾年來,香港出現了各種各樣被籠統冠以“本土主義”之名的激進主張。儘管這些主張在香港社會絕非主流觀點,但少數思想狹隘、行為偏激的知識分子、年輕人和反對派人士卻喜歡打著“本土主義”的旗號進行政治動員,做出激烈言行,包括出位的動作和衝擊行動,今年農曆年初一晚上爆發的嚴重的旺角暴亂正是由極端本土組織所策動。反對派政團的逢迎和反共媒體的渲染則助其取得政治影響力,從而顯著擴大香港的社會分化、政治對立和爭鬥,危害了香港的治安,加劇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毒化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對香港的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並讓外部勢力有機會在香港興風作浪。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出籠

隨著國家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國家在全球的地位和影響力會與日俱增,內地與香港的發展差距會不斷縮小,內地對香港的影響會不斷增加,香港對內地的依賴則持續增大,香港對西方的重要性也會不斷下降,這是未來的大趨勢,也對“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香港的穩定和發展有利。然而,香港有不少人基於其對內地的優越感和一些揮之不去的“反共”意識,對這個大勢感到不安和焦慮。

過去幾年,港人與內地同胞近距離接觸增多,一方面,客觀上的利益衝突和文化、生活摩擦隨之增加;另一方面,傳統愛國愛港力量在特區管治上的角色急速提升,中央在香港事務上愈趨主動,特區政府施政亦更加注重與內地合作,這些都引起和增大了抱持“香港優越”思維人士的焦慮。

而某些別有用心的個人和組織利用這種不安和焦慮,加緊拼湊、炮製狹隘激進的“本土主義”,極力散播社會對立和仇恨,鼓動抗拒中央、對抗特區政府、排斥內地以及鼓吹分離,並向極端、非理性和暴力活動方向越滑越遠,這絕非香港廣大市民所能接受。香港市民越來越清楚認識到它對香港和國家帶來的惡果,反對和抵制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聲音和力量正在增強。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一股“逆流”。它逆世界、國家和香港發展的潮流而動,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不符合香港廣大市民的利益和福祉,港人應認真和理性思考香港與內地、特區與中央之間的唇齒相依的關係。長遠而言,港人對極端“本土主義”的反思和摒棄有助於“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實踐。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五大乖張言行

本質上,以“本土派”自詡的極端組織實乃一群烏合之眾,它們所極力鼓吹的狹隘激進“本土主義”並無一套嚴謹和扎實的政治理論,缺乏明確的目標,沒有切實可行的政策計劃和行動綱領,更缺乏有號召力的思想領袖。個別人士試圖從歷史、文化和社會角度去印證香港人乃一個擁有獨特歷史文化、獨特價值觀、獨特語言和獨特生活習慣的“民族” 或“主體”,意圖“構建”出所謂香港“社會群體”、“自治城邦”或“命運共同體”,但想像和一廂情願的成分居多。“本土主義”口號對一些不了解香港“殖民地”歷史的年輕人有一些影響,但在社會上其思想影響力非常有限。

歸結起來,香港極端“本土派”鼓吹的“本土主義”有五大乖張之處:一是對“香港價值觀”和體制過度美化和理想化,以至於不加區分地把殖民管治的一切都當作“先進”的“遺產”而極盡讚譽和頌揚;二是無限放大香港現存問題,認定回歸後的香港在各方面都走向衰敗和倒退,鼓噪“今不如昔”;三是對內地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發展持負面和輕蔑的傲慢心態。斷定香港正在走向“大陸化”,先進的香港正不斷受到落後的內地從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語言的侵蝕。固執地認為中央有意以內地模式為藍本徹底改造香港,因此香港的獨特性和“一國兩制”遲早不保;四是認為香港的“國際性”和國際地位不斷下降,遲早其國際地位與內地城市無異;五是斷定香港的利益與內地和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在一些方面更是尖銳對立,散布香港人的利益越來越被內地同胞所蠶食或剝奪的言論。

在這些傲慢、不安、悲觀、憂慮、憤怒、焦灼、恐懼、惶惑和躁動等混雜情緒牽引下,狹隘激進“本土主義”逐漸充斥“分離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元素。提出的建議和主張,多將香港與內地、與國家、與中央對立起來,叫嚷要在香港實施“去中國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民教育,抗拒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不支持任何方式的“去殖民化”,不贊成在學校推廣普通話,反對香港經濟和內地經濟融合,要求特區政府施政以“港人優先”為原則,要求以西方選舉模式而非按基本法規定實施普選,從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角度理解“一國兩制”,不承認中央在“一國兩制”下所擁有的權力和職責,擺脫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否定香港人乃中國人的身份,鼓吹“香港獨立”,主張借助外部勢力來抗衡中央政府,反對香港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和反對在香港高鐵站內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等等,不一而足。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背離主流價值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眼中的“敵人”甚多,包括所有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主張的人,如中央和特區政府、內地同胞、來自內地到香港定居、學習、工作和投資的內地人士,以及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等。反對派中不認同極端“本土派”的人也受到排斥和批判。極端“本土派”的偏執、自以為是、缺乏客觀根據的“危機感”和強烈的排他情緒導致他們傾向用粗暴和暴力的言行對付其“敵人”,導致出現旺角暴亂事件。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與香港的主流價值明顯抵觸。香港人一向奉行開放、包容、多元、文明、守法、尊重他人的價值觀,而極端“本土派”則體現出封閉、偏執、自以為是、野蠻、罔顧法紀和狹隘主義等醜陋稟性。他們的作為其實已經對香港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在內地同胞的心目中也造成不良印象。隨著狹隘激進“本土主義”與香港的主流價值的碰撞愈趨猛烈,香港市民對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反彈力度預期會越來越大。

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出現讓本已分化的香港社會進一步走向對立。香港的建制派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不認同極端“本土派”的主張,特別他們否認中國人身份、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以及鼓吹“香港獨立”的論調。同時,狹隘激進“本土主義”也促使了反對派的分化,出現溫和和激進兩種反對勢力。但總體是將反對派引領到更激進的方向。因此,香港在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上進展緩慢,香港不能有效和快速地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以及對國家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此外,狹隘激進“本土主義”已經引起了一些外部力量的關注,美國和台灣的一些政治勢力對其給予各式各樣的鼓勵和支持,目的是讓香港為國家製造麻煩,並讓香港成為遏阻中國崛起的一個障礙。從這個角度看,狹隘激進“本土主義”尤其是其“港獨”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

極端“本土派”釀旺角暴亂備受譴責

客觀而言,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無法改變香港的發展大局,無法阻擋香港與內地不斷加強聯繫的勢頭。香港根本不可能脫離國家而生存和發展。在外部政治經濟環境動蕩多變的情勢下,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將會與日俱增。香港內部不少社會和民生問題只能通過持續發展而得到紓緩。“一國兩制”的實踐和發展需要取得內地同胞的認同和支持。“港獨” 主張作為狹隘激進“本土主義”的極端版本更是中央和內地同胞深痛惡絕的政治主張。假如那些帶有分裂國家的主張進一步抬頭的話,則香港必然會招來來自中央和內地同胞的強力反制,香港將要面對嚴重後果。

旺角暴亂事件發生後,廣大香港市民對極端“本土派”同聲譴責,對狹隘激進“本土主義”帶來的種種弊端看得更加清楚,也越來了解到極端“本土派”給香港帶來的禍害,認識到狹隘激進“本土主義”是香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逆流”,需要進行反制和抵制。歷史終將證明,狹隘激進的“本土主義”只不過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逆潮流而動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