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代青年眼中的「一國兩制」實踐缩略图

不同世代青年眼中的「一國兩制」實踐

不同世代青年眼中的「一國兩制」實踐

在「非典」疫潮時「80後」「90後」亦與普羅市民齊心共苦。圖為青少年在街頭義演


「一國兩制」是一個創新、獨特的概念,目前只在中國實施,「兩制」即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生活方式、經濟秩序、政治設計,乃至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完全不同,要令「兩制」在「一國」的特殊設計下兼收並蓄,既維持兩種制度並存的局面,又可優勢互補,達到促進雙方發展和互動,是全新的實踐。回歸前出生的「80後」與包括回歸後出生的「90後」對香港回歸都曾保持相當正面的觀感,但近年卻出現了出乎意料的轉變,本文將重點研究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

由於無先例可循,「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難免遭遇困難與挑戰,但當前的「青年問題」還是令不少人感到意外:「80後」「90後」世代在回歸初期對回歸抱持相當正面的觀感,經歷「非典」疫潮亦與普羅市民齊心共苦,但他們自2009年起卻愈趨不滿,如對特區政府處理香港與內地關係、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評價急轉直下,對「一國兩制」的疑惑感也增大。為甚麼在物質環境相對優渥下成長的年輕世代,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觀感會出現如此轉變?本文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長期民意調查所得, 結合內地民眾來港旅遊及求學數據,說明關鍵所在,期能加深社會對問題的了解。


「一國兩制」實踐過程充滿困難挑戰

香港回歸20年,多方面的客觀指標均顯示出香港回歸後多方面發展突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的數據可資說明,如1997至2013年間,本地生產總值節節上升(由1.37萬億港元增至2.12萬億港元,年均實質增長3.4%),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長足發展(累計增長39.3%,2013年位居全球第七位),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由928億美元增至3,112億美元,增長2.35倍),金融市場發展亮麗(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和第五大外匯市場),國際貿易依舊活躍(全球第九大貿易經濟體),營商環境保持良好(被評為全球最自由、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之一,2013年吸收外來直接投資位居全球第三位)等。

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實充滿困難和挑戰。如回歸翌日即爆發亞洲金融風暴,令不少港人的財富在投資市場連番風浪中被吞噬。1999至2000年間,本地經濟曾有短暫反彈,但旋即遇上科網股泡沫爆破,經濟重陷衰退,失業率再度攀高。香港面對連番挫折,中央政府在相繼出台各項支持、「挺港」政策措施的同時,一直採取信任的態度,讓特區政府自主應對。但有人發表對「一國兩制」不信任的言論。然而,若我們不聚焦於香港,而是放眼亞洲,比較同樣受金融風暴衝擊的鄰近社會,如韓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則可見在「港人治港」經驗尚淺的情況下,香港的社會經濟表現並不遜色。

進入2003年,香港再陷困境,給「一國兩制」實踐帶來衝擊。一方面,香港爆發罕見的高致命傳染病,令人心惶惶,經濟疲不能興。另一方面,香港發生了反對23條立法的遊行,這場風波對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影響非淺。

因應香港面對的各種問題,尤其在處理「非典」疫症上顯得力有不逮,中央政府迅速贈送大批防護救災物資,亦針對香港經濟的疲弱不振,批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藉以刺激香港經濟。在此安排下,內地居民可以「個人遊」(俗稱「自由行」)的方式赴港旅遊,對香港的經濟、社會,乃至方方面面的影響尤其巨大。必須指出的是,「非典」肆虐之後,港人對公眾場所仍存有憂慮,不敢在公共場所長時間逗留。在此黃楊厄閏時,內地旅客絡繹不絕,為本地的酒店、餐飲、零售、運輸和旅遊業等帶來生機,令香港經濟迅速復元,社會情緒亦轉趨樂觀。

兩地日趨頻繁的民間接觸,卻意外地衍生並激化各種各樣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和紛爭,其中某奢侈品門市禁止香港人拍照事件、「雙非」嬰兒激增、奶粉短缺和水貨客肆虐等問題,尤其受到關注。初時,此等矛盾和紛爭多屬個別「網民」發牢騷,但之後愈演愈烈,更有一浪接一浪的香港「內地化」質疑,甚至多個地區還爆發了以「反水客」為口號的騷亂。出現了不少攻擊「一國兩制」的評論。

此外,回歸多年後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內地的期望或基本法的規定出現了明顯落差,中央政府亦逐步調整對港政策,既希望加強社會對基本法的認識,分清權責和落實「一國兩制」的歷史淵源;亦採取「不干預但有所作為」的新政策,強化與香港社會各界的互動。劉兆佳教授在《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中,指出這種新政策包括如下層面:逐步建立一套由中央最高層直接領導香港事務的機制、維護「一國」原則、更多講述中央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立場、中央加強與特區政府的合作關係、強化特首的威信和表現、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主動與反對派周旋、中央採取行動努力爭取香港人的「人心回歸」、主導香港政制改革的進程,以及更積極應對西方干預香港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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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之後,港人對公眾場所仍存有憂慮,不敢在公共場所長時間逗留。圖為在公眾場所仍不忘戴口罩的行人


反對派刻意歪曲「一國兩制」

一如所料,中央政府的對港新政策,招來了反對派的攻擊。反對派不斷要求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將政府管治和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歸咎於「政制不民主」,同時聲稱香港回歸後,除外交與防務由中央負責外,其他一切權利由香港擁有。如劉兆佳教授所言,中央政府批評此舉為回避「一國」主體與中央政府權力的問題,並指責是「刻意曲解和有心誤導,把『兩制』凌駕於『一國』,把『高度自治』演繹為『完全自治』。他們的目的是要港人按照他們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定調來對中央提出要求和施加壓力,讓香港在回歸後沿着與國家割離的方向走,並『永遠』依附於西方世界。」

因是之故,中央和特區政府與香港反對派之間的關係變得愈發對立。立法會於2005年否決2007及2008年政改方案、2010年的「五區公投」、2012年的「反國教」行動、2014年的「佔領行動」、2016年的旺角暴亂,以及反對派在立法會內日趨熾烈的「拉布」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等,可說是反對派爭奪話語權和主導權的具體表現,年輕人在大小街頭運動上成為前鋒與中堅,尤令人矚目。至於兩地加強互動雖為香港帶來經濟利益,卻引發多方面的社會問題,成為關注要點。其中內地遊客劇增,本地資源難以對接,則演變為激化香港與內地矛盾的導火線,令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變得更糾纏複雜,為「一國兩制」的進一步落實製造障礙。

事實上,香港的去殖民化過程和「一國兩制」安排極為獨特,乃全球首例。如鄧小平所言,推行中會「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實無可厚非。若總結上述的發展狀況,不難得出如下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一,回歸之初,香港雖屢陷社經困境,社會並未充斥否定「一國兩制」的聲音,為何近年會甚囂塵上?第二,回歸之初,民眾對政經及社會問題的不滿,多集中於特區政府,為何近年會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甚至是內地民眾?第三,回歸之初,香港年輕人也面對不少困難,「雙失」問題尤為嚴重,但沒發生太多所謂「街頭抗爭」,亦無分離情緒,為何近年有年輕人提出「港獨」這種駭人聽聞的訴求?到底回歸後的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上碰到了甚麼問題?下文會從香港與內地互動進程產生問題的角度入手,兼用長期研究分析的數據,闡釋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規律:當資源仍未充分運用時,繼續往香港一方增加互動可產生更多邊際效益;但當資源已充分利用後,進一步向香港一方增加互動,則會超出其承載力,產生更多邊際成本,帶來更多矛盾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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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八、九十後和其他世代對「一國兩制」有否得到落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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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八、九十後和其他世代對特區政府處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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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八、九十後和其他世代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評價


「80後」「90後」對「一國兩制」態度轉變

首先,利用近20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勾勒香港民眾如何評價「一國兩制」的落實、特區政府處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表現,以及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回應以三分尺度量度,分數愈高,代表評價愈正面)。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受訪者分為「80後」「90後」世代與其他世代兩個組別,比較整體趨勢,不作逐年描述。我們從圖1至圖3可清晰地看到如下兩個特點:第一,回歸初年,無論對落實「一國兩制」、對特區政府處理香港與內地關係,以及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評價,均相當肯定,之後雖輾轉下調,在2003或2004年達至低點。但隨後迅速反彈,到2006至2008年間達至高點,然後在2009年回落,下滑速度尤快。第二,回歸初年,「80後」「90後」世代與其他世代對這三方面的評價,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但在2010至2012年開始出現明顯分歧,「80後」「90後」世代的不滿度尤較其他世代強烈,跌幅更是回歸以來少見。

對於這兩個突出的現象,我們可怎樣理解?回歸20年來,香港與內地關係曾出現哪些重大政策轉變?特區政府處理兩地關係和中央政府對港政策又有哪些重大轉變?若深入分析整個歷程,不難發現兩地互動進程自2003年以後,顯然出現未能及時察覺前文提及當資源已充分利用後,進一步加大互動會超出承載力,產生更多邊際成本,因而帶來更多社會矛盾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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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資源已充分利用後,進一步向香港一方增加互動,則會超出其承載力。圖為人山人海的香港鬧市區


扼要地說,新中國成立後,冷戰格局曾將香港與內地關係推入「非常態時期」,民間交往陷於斷絕。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再次成為連結中外的要道,然而,當時的「開放」只是讓香港居民進出內地,內地居民鮮能進出香港;香港人往返內地的數量大幅增加,過關手續不斷簡化,兩地交往遂形成「單向」的格局。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後,中國承諾香港回歸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50年不變,此安排即維持「非常態時期」香港與內地「保持距離」,而非恢復到冷戰前的「來去自如」狀態。回歸後,在「一國」框架下,兩地交往漸趨頻繁,但回歸初期仍維持「單向」格局:香港人到內地旅遊、居住、工作、營商、求學,都不需簽證;但基本法第22條規定內地人進入香港須辦理批准手續,來港定居人數由中央政府徵求香港政府的意見後確定。直至2003年,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請求,推出個人遊政策,始有限度地敞開內地人赴港之門,奠定「雙向」交往的基礎;2009年實施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是兩地互動進程的另一轉捩點,徹底扭轉兩地交往的態勢。自此,不少內地居民亦可如香港人往返內地般,「自由」進出香港觀光購物、探親訪友,令內地來港旅客數目大幅急升,形成「雙向」交往的格局(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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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香港與內地人民跨境往來的趨勢,1997–2017


此外,內地學生來港升讀大學的數量,近年亦大幅增加(圖4),在2016/17學年,在八大院校修讀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中,內地學生佔73.1%。內地人來港修讀全日制經評審的課程,可按修業期在港逗留多至六年,畢業後可申請留港就業,居港滿七年,便可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而吸引不少內地學生畢業後留港工作,2002至2016年間,內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共58,944人(入境事務處內部資料),成為本地學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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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90後」後世代在回歸初期對回歸抱持相當正面的觀感。圖為正在滑浪的青年


港資源飽和 兩地互動成本增

這種情況,在一國之內本屬平常事,但香港和內地的幅員與接待資源卻存在天壤之別,即前文提及的「承載力」問題。簡單地說,每年數千萬人次的香港旅客赴內地,不會對內地造成壓力,但每年數千萬人次的內地旅客進入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則會讓香港社會倍感壓力。正因如此,回歸後的兩地互動,會否因為高估香港的承載力,不斷加大力度,因而產生反效果,令互動效益不斷減少,代價或成本則不斷上升,是決策者必須關注的問題。

我們該如何理解以上的轉變呢?若將前文的三個問題或社會現象,放到兩地互動進程的轉變中看,或可找出關鍵所在。最直接的觀察,是兩地互動的利益或代價,出現了重大逆轉。簡單來說,是由資源尚未飽和,社經機會急待開發,所以互動帶來了可觀的邊際利益;到漸趨飽和水平時,各種邊際利益增長放緩,邊際成本則持續增長,近乎等同於邊際利益;然後在缺乏節制下加大互動,令邊際利益從高峰回落、持續弱化,而邊際成本則不斷上升,各種政治及社會問題乃陸續爆發。

正如我們在其他論文提及,內地遊客旅客數目與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曾存在正相關的關係:旅客數目上升,滿意和信任特區政府的比例便上升;然而,自2009年起,尤其在推出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乃急速下滑,顯示進一步互動反而帶來負面的政治及社會衝擊。更令人關注的是,自2009年起,港人的「身分認同」亦出現重大轉變,即「香港人」認同不斷上升、「中國人」認同逐步下滑,要求維護「本土利益」的聲音不斷加大,逐步激發兩地矛盾。

較能直接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香港乃彈丸之地,當其資源已被充分利用後,進一步互動自然會產生邊際利益下滑、邊際成本上升的問題,後者尤能挑起市民對大量內地居民乘互動之機到香港「爭資源」的疑慮和恐懼,甚至出現了抗拒中央政府的情緒,令問題變得複雜,情緒容易被挑動。

最佳例子莫如「雙非嬰兒」問題的演變。2001年「莊豐源案」獲法庭確定「雙非子女」可獲香港居留權的法理依據後,大量內地孕婦乘個人遊之便來港生育,此浪潮被形容為內地人來港「搶醫院床位」,令香港公私營醫療體系承受巨大壓力,因而引起本地孕婦及準備生育的年輕人擔憂和不滿。然而當時,特區政府未能及時掌握此問題所產生的政治及社會衝擊,沒有作出適切應對,反而要求繼續放寬個人遊政策,令內地旅客持續急增,並令「搶床位」問題演變成「搶奶粉」「搶學位」,以至擔憂日後出現「搶福利」「搶職位」「本土文化消失」等牽涉面更廣的社會問題。至於旅客可在即日內自由多次來回香港,更衍生了備受關注的「水貨客問題」,令鄰近邊境火車站沿線地區的交通及民生大受影響,進而激發兩地互動的矛盾,導致各種網絡對罵、連串以年輕人為骨幹的「反水客」等行動,令兩地互動過快所產生的問題不斷惡化。

由於「80後」「90後」世代在這個不斷加強互動的進程中自覺得益較少,付出的代價則較多,面對的競爭亦較大,加上他們近年學歷急速提升,並較懂利用新式社交媒體進行社會動員與表達訴求,因而有較多走上街頭、表達不滿與抗議加強兩地互動的身影。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的發展勢頭,不但削弱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不斷下滑,甚至對兩地互動產生抗拒之心,既不利兩地關係,又給「一國兩制」實踐帶來巨大挑戰,值得社會深思和加強研究。

兩地互動應更重素質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一國兩制」無疑是具創見的歷史性制度安排,惟如何如鄧小平所說,有效和正確地處理那個「十億」與「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則是重大考驗。在這制度下,加強兩地互動乃情理所在,但又不能無節制地過於失衡,令「五百五十萬」淹沒於「十億」大潮之中,因為這樣所產生的邊際效益較少,邊際成本則較大。所以我們在追求兩地互動時,不能單從數量入手(如吸引更多旅客),而應着重質素(如獲得更大、更平衡的社經及政治效益),畢竟香港只屬彈丸之地,承載力很容易達到極限,冀望決策者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切適的安排。

鄭宏泰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

尹寶珊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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