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香港智庫的現狀及未來發展 | 紫荊論壇缩略图

淺談香港智庫的現狀及未來發展 | 紫荊論壇

文|蘇祉祺

智庫可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幫助。圖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到社區探訪

香港智庫發展起步比外國晚,數量亦相對較少,這主要是歷史的原因。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香港實際上沒有完整意義上的智庫。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實行「英人治港」,香港的政策制訂一律由英國政府和港督主導,公務員團隊只是執行者,香港社會各階層幾乎沒有機會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或倡議。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因應香港回歸這個重大的歷史轉變以及公共管治的實際需要,「香港問題」才逐漸納入專家學者的研究視野,香港的智庫亦應運而生。回歸後,隨著民主化步伐的加快、公眾參與度的提升以及政府管治的需要,香港智庫得到較快的發展,數目逐年遞增。

自我效能和自信都是透過個人歷練(或稱「住戶生產」household production)生產出來的心理產品。如果生產是為了消費,而消費最終是為提升效用,那大家更沒有理由忽視心理產品的作用,更沒有理由忽視心理資本的重要性。

2008年英國心理學專家出版了《心理資本與幸福感》,肯定了心理資本對個人幸福感的關鍵作用。心理資本不足,心理需要便難以滿足,更容易產生抑鬱。

港智庫規模小 素質參差不齊

根據美國賓州大學的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有6,823個智庫。在亞洲地區,中國內地和印度數量居前兩名,第三是日本有108個,第四是台灣有52個,第五是韓國有35個,而香港排名第六,有30個。事實上,據不完全統計,今日香港的智庫數目已超過5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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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因應越趨複雜的社會政經形勢需要,港英政府、大學及民間機構已率先成立智庫,並就不同學術領域及公共政策展開研究。為政府決策及回歸後的特首選舉提供智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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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由於實行「港人治港」,公共政策制訂交由特區政府主導。隨著香港民主化步伐加快,政治團體對選舉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需求殷切;特區政府需要掌握民意、回應公眾訴求。因此,加速了香港智庫的發展。

上述個別智庫可能因應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需要而成立,在掌握社情民意、扶助特首選舉及政府施政方面扮演一定角色,例如:由葉國華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曾為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智經研究中心」曾為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曾為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參選特首及草擬政綱提供智囊服務。

目前,香港智庫的基本現狀是:規模小、合作少、素質參差不齊,對政府及社會的影響力有限。這是香港智庫給外界的普遍印象。

可按財源及政治傾向劃分類型

香港智庫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法。若按財政來源及政治傾向,可分為兩大類:第一,按財政來源劃分。可分為政府智庫(如中央政策組)、大學附屬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政黨智庫(如匯賢智庫)及民間智庫四大類(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政賢力量等)。

第二,按政治傾向劃分。可分為建制內智庫(如中央政策組)、親建制智庫(如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相對中立智庫(如中大亞太研究所)、非建制智庫(如普羅政治學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等。

此外,不同政治組織或團體、企業、財經機構及媒體,因應各自的工作或業務需要也紛紛成立智庫,開展相關的研究工作,並有不同的社會定位(如利豐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近年網絡上亦成立了不少類智庫組識,其集結及信息發佈,皆高度依賴於網絡世界。有人將這類智庫稱為網絡智庫。

影響香港智庫發展的主要問題

現時香港智庫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社會泛政治化。現時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智庫往往成為各陣營打擊的對象。尤其在網絡平台上,往往不是以某項政策倡儀或建議是否科學及可行進行評論,而是以政策倡議機構被認定的政治立場進行審查及批駁。社會各界未能就公共政策作理性討論,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泛政治化的持續,十分不利智庫的長遠發展。

第二,資金來源受限。現時香港社會對智庫不設附加條件的捐款少之又少。帶有政治目的或商業目的捐款,則導致智庫受金主的影響或支配,令智庫未能作出獨立、科學、客觀的研究,也未能因應社會發展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自主決定研究項目。這些都令部份有價值的研究可能變成「不能做」「不敢做」或者做了「不能發表」,削弱智庫的中立性、科學性及透明度,長遠將損害智庫的社會公信力。此外,社會上仍未能形成向智庫捐款的氛圍,商界不願意向智庫作無條件捐款,進一步縮窄智庫的籌款空間,限制了香港智庫的發展壯大。

第三,研究成果不獲政府採納。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一直不太重視智庫的發展,對智庫發展關注不足,現屆政府更加取消了「中央政策組(CPU)」。過去20年,除CPU有少量資源委託大學智庫進行零星研究(購買服務)外,未見特區政府有相關政策和資源去支持民間智庫的發展。情況令人關注。智庫的使命,是要為社會長遠發展提出政策倡議。由於特區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智庫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很少獲得特區政府的採納,這嚴重削弱了智庫的社會價值及影響力,窒礙智庫的發展空間。

第四,人才不足。智庫由於資源不足,未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去吸引和挽留優秀人才。加上特區政府不重視智庫發展,社會上視政策研究為「冷門」工作;另一方面,目前仍未能建立智庫與政府、政黨的人才輸送機制,令智庫人才欠缺發展空間。由於智庫人才發展前景不明朗,令優秀人才卻步(不願投身此行業),導致智庫人才不足,形成惡性循環,對智庫發展造成極大影響。

第五,智庫規模小、合作少。由於香港智庫起步較慢,發展不成熟,規模較小,又有各自的定位及研究方向(各自為政),未能形成合力或資源共享,導致不同智庫往往都在進行相同的研究課題,造成資源重疊及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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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尤其是青年優秀人才不願投身智庫行業,導致智庫人才不足,形成惡性循環,對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圖為香港青年人聚集PMQ元創方

優勢仍存發展空間大

雖然香港智庫發展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但我們亦清醒地看到,香港智庫仍然有自身的優勢:

第一,資訊流通自由度高。香港是經濟發達城市,國際化程度高,資訊自由流通,出版及言論自由、互聯網暢通全球,中文和英文同為法定語文,令香港很容易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有利智庫的發展。

第二,智庫基礎配套完備:市民教育程度較高,香港有高質素的大學培養相關人才,民調的經驗與技術同步發展,量化研究相對成熟,為智庫進行各類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礎配套。

第三,智庫發展潛力大:隨著香港民主化步伐的加快,市民大眾對政團發展、公共政策及政府管治的關注度必然提升。社會需要有更多高質素的智庫,為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智囊服務,因此,智庫有望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行業。

由此可見,香港智庫只要認清方向、發揮優勢,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第一,與發展相對成熟的外國相比,香港智庫發展仍處起步階段,無論是政府、大學、政黨的智庫抑或是民間智庫,其代表性、獨特性和公信力均不容忽視;

第二,研究領域空間大。香港不少智庫過去比較集中為商業諮詢服務,忽略了政府行政、城市規劃、福利、文化、區域合作等研究領域;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涉及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正蓄勢待發,為香港智庫的長遠發展提供了極其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智庫人才前景光明。今屆政府吸納了部分智庫人才加入問責團隊(例如:團結香港基金的楊寶玲、政賢力量的張曼莉被委任為局長政治助理等),是對智庫作為「政治人才旋轉門」的肯定,值得點讚!相信未來特區政府與智庫、政黨與智庫之間的合作將會繼續深化,有更多智庫人才透過智庫這道「旋轉門」,為特區政府、政黨及社會各界服務。

對智庫未來發展的倡議

第一,倡議建立「香港智庫聯盟」。針對香港智庫規模小、合作少、素質參差,對政府及社會的影響力不足的現狀,為了避免重複研究同一項目,造成資源浪費;同時發揮不同智庫的各自優勢,增進合作,達至優勢互補;增強智庫的凝聚力,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筆者倡議建立一個較為鬆散的「香港智庫聯盟」。

透過舉辦各類型的智庫高峰會、高端論壇、研討會、早餐會等活動,增進各智庫之間的相互了解、交流與合作,促進智庫人才的互動;也可透過舉辦研究人員的研習及訓練活動,提升智庫人才的專業水平和研究視野;透過多方共同參與研究項目,匯聚智慧和成果,提升香港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第二,倡議加強與內地智庫的合作。近年來,內地特別重視智庫發展與建設,這是國家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已逐漸形成一股智庫熱潮。但也出現一些窒礙智庫健康發展的現象。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劉元春副校長曾經說過,有些智庫機構疏於研究問題,卻專注於對外包裝、智庫排名;一些專家打著智庫的旗號,忙於爭搶課題和專案,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這些現象窒礙了智庫本身的權威性及代表性,限制了智庫的功能性,削弱了在政策倡議上的公信力,長遠不利智庫發展。正因如此,內地近年已經出台一系列法規,以規範智庫的健康發展。情況令人欣慰。

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的合作,長遠有利兩地的發展,特別是在跨地域及跨領域的研究分工與合作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例如:深圳在創新產業方面具有優勢,香港則在金融服務及融資方面有優勢,兩地智庫可發揮各自優勢,進行跨領域、跨地域的合作研究,過程中可逐漸消除兩地在法制及文化上的差異。有關研究成果對區域發展、國家發展以至世界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第三,倡議在香港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動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這是香港智庫與內地智庫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闊,不單是經濟層面,也涉及民生和法制層面。在大灣區中,香港和澳門是特別行政區,深圳和珠海是經濟特區,加上廣州、中山等7個城市,國家對這11個城市的優惠政策都不同,各城市的開發程度、經濟產業結構和特色也不同。未來對跨界別、跨地域的研究項目需求將會增加,實在有必要深化兩地智庫之間的合作,使區內智庫形成合力,集中資源,合理設置研究項目,進行有系統的分工與合作,共同為大灣區發展出謀獻策,同時提升智庫的代表性及權威性。

因此,倡議在香港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這必將有利於區內融合發展。智庫在研究過程中將廣泛汲取民意,對區內民眾進行政策倡導,有助尋求社會共識,減低政策阻力,推動大灣區融合進程,以應對未來的發展需求。

綜觀大灣區內各個城市,在香港設立大灣區國際智庫是比較理想的做法。理由是香港擁有獨特的「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有完善的法律體系,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有強大的融資平台,有高效的專業服務體系,有高質素的大學和科研機構,資訊暢通,國際化程度較高,為智庫提供了專業性及獨立性的理想環境。加上香港地理位置正處於大灣區的門戶,是中西深度匯聚的國際城市,智庫比較容易在國際上建立知名度。由此可見,香港正正是「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智庫」的理想落腳點。期望未來的大灣區有一個可媲美甚至超越美國智庫的超級智庫,在大灣區建設及發展中出謀獻策,為實現「中國夢」、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一分力。

作者係政賢力量主席、香港研究協會創會主席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雜誌2017年11-12月號


編輯:李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