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慕智: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

香港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原首席合夥人、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是最早走進內地的港人之一。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因為客戶與廣東電台開展合作而有機會到內地工作。香港回歸以後,他積極參與西部大開發,胡百全律師事務所成都辦事處成為當地第一個境外律所,義務為四川企業赴港上市提供了大量寶貴信息。作為政協委員,他積極建言獻策,將香港經驗介紹到內地。在他看來,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拓寬了香港的市場空間,他本人也是受益者,但更令他有成就感的,是改革開放讓港人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國家建設。

本刊記者 左婭

鄭慕智: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

鄭慕智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分組討論時發言(圖:中新社)

2000年我們正式遞交申請,

2001年成都辦事處就掛牌營業了

記者:您第一次回內地是什麼時候?

鄭慕智:第一次回內地是陪太太參加廣交會。那時候內地剛剛開放,我們須在胸前別上絲帶胸花來證明自己的嘉賓身份,才能進會場。

不過印象更深刻的是第一次和內地合作。改革開放之初,胡百全律師事務所的客戶和廣東電台有一個合作。我現在都記得,我作為律所合夥人去廣東開會,那時房間裡沒有空調,只有吊扇。吊扇和燈是一體的,扇頁轉動起來,會形成跳動的光影。當時內地與香港確實有差距。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發展很快,內地變化很大。現在有些地方的基礎設施比香港還要先進。比如北京法庭已經用上全電子化庭審記錄系統,香港還是半電子化,香港在這方面要加快步伐了。

記者:除了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改革開放40年來,還有哪些變化讓您印象深刻?

鄭慕智:我也明顯感受到國家經濟越來越活躍、政策越來越開放。起初,最直觀感受是我們在內地的項目越來越多,要經常去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出差。

於是,香港回歸以後,我們決定在內地開設辦事處,地點選在了西部城市四川成都。這次投資的最大體會是:投資要配合國家的政策,真的可以事半功倍。

當年,為配合西部大開發,我隨香港交易所到四川幫助西部企業來港上市,閑聊時跟商務廳的人談及設辦事處的想法,商務廳的人就把我介紹到司法廳,司法廳的人說:“四川還沒有境外律所,你們來成都建辦事處,我們一定支持!”2000年,我們正式遞交申請,很快就拿到批文,2001年我們的成都辦事處就掛牌營業了。後來,江蘇省的人也找到我們,三年後,我們在南京開設了第二個內地辦事處。

之後,我們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了國家越來越開放。作為外資律所,我們先是獲准在內地建辦事處。幾年後,國家政策又允許我們和內地律所聯營。我們就與北京中倫文德律所聯營,他們提供內地區域的法律服務,我們提供香港區域的法律服務,聯合服務了很多客戶,聯營律所開進了16個內地城市。前年,國家政策進一步開放,允許在廣東前海地區建立合資律所,我們又與中倫文德合資成立了中倫文德胡百全(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現在全國各地的生意都可以接了。

記者:親身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您覺得最自豪的是什麼?

鄭慕智:國家改革開放擴寬了我們的市場空間,我們固然是受益者,但更讓我自豪的是,改革開放也讓我們港人有更多機會為國家的發展做些實際工作。比如,我們在成都設立辦事處后,對四川企業、特別是“三線企業”赴港上市做了很多輔導工作,包括告訴他們怎麼重組、怎樣跟投資者溝通等。因為這些企業多是在美國和香港同時上市,在美上市須用美國律所,所以除了其中一家企業外,我們並沒有以生意夥伴的身份參與其上市過程。但是我們依然很有成就感。我們非常願意利用自己的專長為中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融入全球經濟做一點事。香港市場比較國際化,我們對市場經濟了解得早一些,我們十分願意與內地的企業分享這方面經驗,幫助我們國家的企業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融入全球市場。國家一些機構組織獨立董事培訓班,我們也都積極參與。

我有機會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也是改革開放後才會發生的事

記者:您不僅作為投資者參與了國家改革開放,也作為政協委員積極為國家改革開放建言獻策。您能講講這方面的故事嗎?

鄭慕智:我有機會就社會治理、城市管理向國家建言獻策,也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我擔任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期間,曾提出一個提案:要建立判決執行系統。因為我發現內地一些民事官司,雖然判決了,卻得不到執行,法律的震懾力打了折扣,顯然於法治中國建設不利。短短兩年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邀請我們參觀內地的執法判決系統,就已經有了明顯改變——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的“老賴”高鐵也不能坐、飛機也不能坐,傳媒也有報道在張學友演唱會上都有抓逃犯,足見內地的法治環境真的改進了不少。

記者:在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期間,您關於緩解交通擁堵的提案還曾獲得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您當時都提了哪些建議?

鄭慕智:除了專業上建言獻策,我也儘量把香港的城市管理經驗帶到內地。我是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屆政協委員,當時交通擁堵是北京最頭疼的問題。於是我做了一些調研,有意識地詢問了北京的同事朋友的意見,自己在北京時也會留意觀察交通,之後形成了《關於治理北京交通擁堵狀況的綜合性建議》,被評為2007年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如今這份提案的很多內容都已經見到成效。比如那時北京司機遭遇交通事故時的習慣做法是“保護現場”,打電話等警察來處理,就會堵塞交通。而在香港,如果只是車輛的損傷而沒有人身傷亡,都是拍照後把車移到路邊協商解決。於是我就建議在北京推行交通事故快速處理。現在北京司機已經很習慣這樣做了。

在我看來,香港這塊彈丸之地,能有今日之發展,一個重要因素是每個人都願意付出時間服務社會、貢獻社會。如今香港回歸祖國了,我們不僅有責任貢獻香港、同樣也有責任貢獻國家。能夠把自己的專業經驗、或者是香港的城市管理經驗帶到內地,並且看到這些建議被採納,城市生活變得越來越美好,我感到非常快樂、非常自豪。

鄭慕智: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

鄭慕智提出的《關於治理北京交通擁堵狀況的綜合性建議》被評為2007年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圖為擁堵的北京城(圖:郭謙/視覺中國)

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

在為國家育人方面盡更多責任

記者:國家還會繼續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擴大開放。對此您有什麼期待或建議?

鄭慕智:我是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主席,就以保險業為例:香港的保險市場是國際化市場,保險產品比內地多,可以更好迎合不同客戶的需求。因此,在允許外資獨立投資內地保險業同時,允許兩地保險業互聯互通也可以是繼續擴大開放的一個方向。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保險通”,讓大灣區居民可以自由購買香港的保險。

另外,現在“一帶一路”建設如火如荼,很多內地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都在增加。風險如何管理?肯定有一部分要通過保險來控制。如果國企可以在香港組建成立專屬自保公司的話,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國際融資市場順利分保,從而降低企業對外投資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香港的再保險專業服務更好地管控風險。

記者:您覺得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做些什麼?

鄭慕智:香港可以做的有很多,我最想說的一點是,香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還可以在為國家育人方面盡更多責任。

比如,內地很多年輕人願意去美國、澳洲、英國等地留學,但是美國對錄取中國留學生已經有數量限制了,不知道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會效仿。其實,香港的幾所大學也有世界級的水平,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香港完全可以繼續肩負為國家育人的責任,成為年輕一代中國人開闊眼界、了解世界的平台。香港的學校應該有這個擔當,我們不能只著眼於為香港培養人才,而是要為整個國家培養人才。

另外,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香港要想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要更了解國家。現在很多香港年輕人對祖國的歷史和現狀還不夠了解,甚至還有一些誤解,比如還有人以為只要賄賂法官就能打贏官司,現實當然不是這樣。因此我也呼籲創造更多機會讓香港青年了解祖國。不僅僅是去內地參觀旅遊,最好是能和內地年輕人一起生活一段時間,或者在內地企業實習一段時間,這樣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並不是為了稱霸世界,而是為了貢獻世界。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也應該分擔一份貢獻世界的責任,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貢獻力量。鄭慕智:港人不應單從商業角度看待改革開放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 2018年10月號

責編:莫潔瑩

編輯:胡越、趙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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