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洋奴化” 走向值得警惕

香港反對派長期以來都與外國政治勢力保持緊密關係,但如果說過去還只是偷偷摸摸的話,那麼從去年底至今年初開始,市民便發現,由於香港政治形勢穩中向好持續向好,反對派漸失民心,轉而更大力度地,甚至公開地乞憐於外部勢力,一些反對派不僅外訪次數大增,更是堂而皇之地與外國勢力及政客會面,要麼要求外國干涉甚至是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要麼要求外國議會成立委員會,要麼干脆在政黨內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

顯而易見,香港的反對派正在進一步朝劣質化方向發展,並呈現三個特徵﹕一是與外國勾連的“制度化”;二是政治立場的“極端化”;三是主權原則的“洋奴化”。這種趨勢將會隨著今明兩年的兩場重大選舉的進行而進一步加劇,而如果反對派依靠極端路線並獲得更多議席,則未來將再難返回原有發展狀態。因此,必須對反對派勾連外部勢力的言行予以必要的遏制,既要從法律制度上體現威懾力,更要從現有行政措施上予以必要的打擊。

|香港 司馬平川

反對派“洋奴化” 走向值得警惕

與外部勢力勾連舉動頻頻

回歸至今的21年來,反對派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回歸初的五年,反對派沿襲回歸前英國人制定的政治主張及其發展路線;第二階段是2003年至2012年,這是反對派強化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以誤導香港民意發展的過程;第三階段則是從2013年至2018年,這是反對派嘗試更為極端的暴力行動的幾年,從“佔中”到“旺暴”,反對派試圖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及格局;第四階段,也即當前的狀態,這是反對派在香港政治形勢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背景下,為欺騙覺醒的市民,糾結“本土對抗”及“議會對抗”,並投靠境外勢力,試圖主導香港政治發展的階段。

因此,在過去三個月時間裡,市民可以看到一連串的不尋常舉動﹕

今年2月中,媒體報道,陳方安生、公民黨、香港記者協會及45個所謂的“公民組織”,“上書”英國議會,聲稱馬凱以及“DQ”等事件“證明香港政府已不在乎國際的看法”,更“證實英國政府無法保障本港的權利及自由”;因此“建議”英國政府為上述事件“發聲”,以及英國有必要成立一個獨立於現時“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事務小組”的“委員會”,就本港情況作全面關注,並定期提交報告,以“監督《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情況”。

今年2月28日,反對派“學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赴英,再次到倫敦大學學院(UCL)發表政治意味極濃的“演講”,主題為“萎縮中的空間”,並貫之以“香港自由社會的司法與社會主義列寧主義國家的動態關係”主線。而此人去年就曾以“前所未有的兇猛風暴:最近的憲法爭議”為題在同一所大學發表類似言論。

去年12月7日至17日,公民黨郭榮鏗專程到美活動10天,閉門會見美政商界及法律界相關人士,並“拜訪”相關智庫、金融機構等。其對外宣稱訪美是為“遊說美方繼續維持香港單獨關稅區政策”,但實際上到底是何緣由,見了誰、做了何種政治交易,則一概無人知曉。

去年12月4日至10日,民主黨的涂謹申以出席會議為由亦到美活動7天,其對外宣稱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正副主席及委員會面,“就香港問題交換意見,讓他們更了解香港最新的情況”。其實,涂謹申早被港媒揭露為美“保護”的對象,其所謂“交換意見”也被香港市民質疑為以“告洋狀”進行利益交換。

去年12月3日至8日,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周庭二人竄美活動,表面上是替黃之鋒“領獎”,但實際上是進行另類活動。4日更與美民主黨眾議員麥克高文(Jim McGovern)會面,亦與前副總統拜登有過接觸。之後被安排到喬治城大學發表題為“香港步向獨裁”(The State of Hong Kong’s Authoritarian Turn)的演講。

去年12月20日,民主黨成立所謂“國際事務委員會”,以便堂而皇之地勾連外國勢力。

在過去三個月,反對派人士到英美等地進行活動次數難以統計,如此密集的外訪動作絕非偶然。有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反對派是得到了外國勢力“政治顧問”的指導,正按部就班地進行一場新的政治動員以及路線調整。未來,反對派將持續呈三個趨勢發展。

反對派“洋奴化” 走向值得警惕

香港市民對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多有不滿。圖為某港媒批評郭榮鏗、涂謹申竄訪美國的宣傳畫

反對派劣質化發展的三個趨勢

第一,與外國勾連的“制度化”。正如前文所述,長期以來反對派與外國勢力尤其是美英勢力過從甚密,但對外依然是遮遮掩掩,即便是被傳媒撞破,也會含糊其辭,要麼說是“朋友會面”,要麼是“禮節會面”等等,極少人敢承認與外國勢力的緊密聯繫。但這種被反對派內部形容為“不必要的被動”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民主黨去年底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國際委”),便是一個明證。

作為香港首個政治組織,設立“國際委”性質之惡劣非比尋常,它標誌著反對派政團試圖以更主動的做法,去拓展“外圍空間”,除了進一步獲得更多外國資金援助和政治支持外,更要以此來掌控香港的政治話語權。據民主黨資深人士表示,“國際委”的設立是便於與外國保持更為緊密的關係,而提出設該委員會的,最先是來自與外國在港機構人員高頻接觸的核心成員。而大多數人都相信,若沒有外國人員的“建議”與“鼓勵”甚至是“利益相誘”,他們是不可能作出這一決定的。民主黨做了,公民黨、工黨乃至其他的香港地方政治組織如“議會陣線”、“香港本土”等,亦極有可能跟從,以至“制度化”地與外國勢力勾連,成為一種非法性“常態”。

第二,政治立場的極端化。走更極端“本土”的立場,對於反對派來說並不是什麼新聞,但相較於過去的簡單化、民粹化的“極端”,未來反對派政治立場的極端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僅在政治議題,而且在經濟民生議題上,都採取“封堵”的政策與立場;二是手段不僅僅限於街頭對抗,未來幾乎在所有層面,不論是在立法會還是所謂“公民組織”,不論是對國民身份議題還是基建發展問題,都將呈現與政府全面對抗的趨勢。

之所以有此變化的根本一點在於,反對派內部各政團要在有限的選票基礎中,進一步擴大支持盤。例如,一些傳統“泛民”的人看來,黃之鋒、羅冠聰或劉小麗等人,能夠輕易地獲得選票,原因是他們掌握了所謂的“民主定義”的話語權,再加上言行舉動表現極端,以及與外國勢力的“勾連合謀”,成功塑造了“民主先鋒”的形象。因此,未來政黨要有發展、要有更多的議席,立場就必須與“本土派”更近,否則將被“邊緣化”。未來兩場選舉,反對派會否再製造出新的“旺角暴亂”或是“二次佔中”,值得警惕。

第三,主權原則的“洋奴化”。過去20多年來,即便經常有一些出格的言論,但反對派仍然可以視作是認同回歸後憲制基礎的政治勢力。然而,這種對憲制認同的理性路線及做法,隨著非法“佔中”的出現而坍塌。隨之而來的是,被煽惑起來的“分離主義”聲音,以及在大學校園裡被一些勢力刻意挑動的“港獨”言論,反過來牽著反對派政團鼻子走。從2014年非法“佔中”開始至2018年的整整四年時間,不斷冒出的“港獨”組織,幾乎佔領了反對派的輿論空間。反對派中幾乎人人皆視“本土自主”為政治及選票工具。

反對派希望成為外國勢力“一份子”

因此,不論是跑到外國叫賣“重修基本法”,還是與外國駐港機構代表大談“獨立是選項”,反對派已經丟棄過去成功獲得選票的政治保守立場,轉化成人人爭奪最激進立場的“偽先鋒”角色。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原則問題視如兒戲,更有甚者,站在外國的立場去審視或指責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眾志叫囂“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一些受操控的“公民組織”更是不斷發起“港獨”遊行,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更以特區政府沒有禁止華為產品,提出所謂的立法會“質詢”。這些洋奴、傀儡的嘴臉,表露無遺。

反對派已經不滿足於當外國勢力的“政治代理人”,而是希望成為外國勢力的“一份子”。今明兩年的兩場地區直選大戰,將是外國勢力直接插手、干預甚至操控反對派的高峰期,也極有可能是“港獨”等分離勢力叫囂、施暴的高峰期,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即便基本法23條立法仍未完成,有關部門也應當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採取必要的舉措,該檢控的就要檢控,該“DQ”的必須“DQ”,及時遏制及阻嚇這股逆流。反對派“洋奴化” 走向值得警惕

(作者係香港資深傳媒人)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3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李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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