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大灣區建設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缩略图

蔡昉:大灣區建設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子曰:四十不惑。改革開放40年成功經驗及其體現的中國智慧,既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借鑒,豐富發展經濟學文庫,更是中國自己今後繼續發展的指導。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按照以往的發展理念和改革開放邏輯,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獲得新的增長動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體現了新的發展理念及其要求,是一個全局性的戰略謀劃和重要的政策抓手。本文簡述改革開放發展歷程和經驗,在認識中國經濟發展大邏輯中,揭示大灣區建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北京 蔡昉

蔡昉:大灣區建設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解析

中國經濟實現長達40年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靠的是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擁抱經濟全球化的對外開放。

從供給側看改革開放成效,微觀主體的激勵機制得到改善,生產要素的配置轉向市場機制,打破了稀缺生產要素的積累瓶頸,更充分利用了豐裕的生產要素,通過招商引資加快了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從需求側看改革開放成效,人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大規模建設和投資以及參與經濟全球化,獲得了巨大的需求拉動力。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在既有的經濟學框架內予以理解。

然而,對於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夠達到如此史無前例的增長速度(如GDP年均增長率1978-2017年為9.5%,其中1990-2011年為10.4%),以及為什麼近年來增長開始減速(如2011-2017年為7.2%),經濟學家尚未取得共識,觀點莫衷一是。需要我們觀察中國這個時期的特殊增長條件及其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前30年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相重合,1980-2010年期間,人口變化特徵是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則近乎零增長。這種人口轉變造就的“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為中國實際開啟了一個人口機會窗口,分別從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充分供給,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創造了人口紅利,並通過改革開放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也就是說,2012年減速之前的增長速度與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關,之後的減速則在於人口因素的逆轉性變化。

隨著2010年以後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迅速提高,傳統人口紅利開始加速消失。首先,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持續提高,迄今已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減弱。其次,隨著新成長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力素質改善速度也放慢了。第三,勞動力短缺及其引致的資本替代勞動過程,導致資本投資報酬遞減進而投資回報率下降。最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資源重新配置過程減速,生產率的提高難度也必然加大。由於上述原因,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因此,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必然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尋找新動能,轉向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在這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之中。

中國經濟增長的區域性和梯度特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漸進性特點著稱,經濟增長也具有區域上的梯度性特徵。從區域對外開放來看,1979年在鄧小平倡議下中央決定設立四個經濟特區,1984年確立了14個沿海地區開放城市,1986年海南建省並成為特區,1988年進一步擴大沿海地區開放,提出沿海地區開放經濟發展戰略。在此基礎上,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外向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沿海地區獲得迅速發展,把勞動力豐富的要素稟賦轉化為產業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可見,梯度形成的增長點既是整體經濟的動力源,也成為改革開放的示範中心和增長模式的輻射源。

中國被稱為製造業中心,在很長時間裡是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產品出口。這個產業地位及其形成,分別以兩個與貿易相關的經濟學理論為依據,即古典經濟學開創的比較優勢原理和新貿易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原理。前者解釋了為什麼是中國具備條件成為新的製造業中心——有著豐富且具有一定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表現為比較優勢;後者解釋了為什麼是沿海地區,而不是勞動力更加豐富的中部地區率先形成製造業中心——較好的交通運輸及其他基礎設施條件和產業配套能力,表現為規模經濟。由此形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區域性和梯度特點。

為了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加快經濟增長的梯度推進,在把改革開放逐步深入到中西部地區的同時,針對這些省份人力資本欠缺、基礎設施薄弱、產業結構單一以及對資源依賴性過強等制約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從21世紀初開始,中央政府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隨後又啟動中部崛起戰略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等,基礎設施投資和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並落實在一系列重大建設項目的實施上。這幾個區域發展戰略以及實施的一系列建設項目,顯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區的交通狀況、基礎設施條件、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和人力資本水平,推動了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發育,顯著改善了投資條件和發展環境。

蔡昉:大灣區建設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發揮和擴大大灣區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密度和網絡化程度高的既有優勢,進一步推進其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圖為廣深港高鐵全線開通運營當日,G5711次高鐵列車乘務員在深圳北站留影(圖:新華社)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迎來了兩個重要的轉折點。第一,自2004年以來勞動力持續處於短缺狀態,並導致普通勞動者工資的迅速上漲,從而單位勞動成本上升;第二,201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隨後進入負增長階段,人口撫養比由降轉升,標誌著人口因素全面轉向不利於經濟增長。這種轉折點效應最先表現在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提高從而製造業比較優勢弱化,使得經濟增長難以保持既往的速度。如果完全以以往的發展經驗為依據,即遵循所謂的國際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式,中國製造業比較優勢的下降,將導致產業大規模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

大灣區的經濟學邏輯

經濟學家把東亞經濟體之間由於比較優勢差異及變化而發生的產業轉移概括為雁陣模式。對該模式,有三個要點需要強調,即如果從不同經濟體或不同區域之間關係的角度觀察經濟發展的話,第一是具有梯度性,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發展有先行者和趕超者,有領頭雁和追隨群;第二是具有漸次性,經濟體各自按照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變化定位發展模式;第三是具有動態性,隨著比較優勢和其他條件變化,不同經濟體的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原有發展模式也會改變。按照雁陣模式內在的邏輯而非表面現象,我們可以預期也確實看到,日本向亞洲四小龍以及後者向東盟國家和中國大陸進行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式,在此時此地發生了形態變化。

首先,隨著西部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效果的顯現,並且由於這些地區相對而言仍然保持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儘管發生了製造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的情況,產業轉移也普遍地發生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國際間的雁陣模式變成了中國的國內版。迄今我們已經看到,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開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表現為中西部省份的工業投資領先增長,例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速度,中西部地區自2005年以來明顯超過東部地區。其結果是,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相對加快,地區差距呈現縮小趨勢。

其次,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以及勞動力短缺現象滲透整個中國內地省份,進而各地工資水平進一步趨同,中國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終究會喪失,因而雁陣模式不可避免要回歸其國際版,即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尚享有人口機會窗口的國家轉移。“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應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共享實踐所證明的有效經驗,著眼於改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實現互聯互通,進行國際產能合作,通過人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正是在培育著這個國際版雁陣模式。

第三,正如貿易與合作並不僅僅以生產要素具有互補性為唯一前提,規模經濟效應也曾對傳統製造業的區位布局產生重要影響一樣,更高水平的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灣區內城市進行合作的經濟學依據,也是提高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必然要求,我們可以稱之為雁陣模式的規模經濟版。相應地,這一區域合作模式也是中國經濟更加開放,獲得新的動能,以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凝聚大灣區優勢的四個建議

廣東省是全國的改革開放先行區,擁有最早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也是第一批獲准建設的自貿試驗區之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其高度的開放度和經濟自由度,以及作為金融、貿易和現代服務業中心,具有特殊的優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旅遊服務業和區位特點也使其獨具優勢。鑒於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功能定位,在實施推進中應該立足該區域的初始條件特點,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同時,重點凝聚其作為整體的規模經濟和聚集效應優勢,唯此才能成功完成其獨特使命。與此同時,在充分進行頂層設計的前提下,在先行先試中應及時總結形成更具一般性的經驗,使其在理念和實踐層面可推廣、可借鑒、可複製。

第一,發揮和擴大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密度和網絡化程度高的既有優勢,進一步推進其在區域內的互聯互通。特別是提高金融、保險和生產性現代服務業的一體化程度,形成區域性優勢並輻射全國,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為區域內實體經濟服務,帶動全國產業優化升級,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服務,並成為全國乃至全球製造業的金融等專業服務、創新、科技中心。

第二,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集聚,探索高質量發展條件下通過資源更有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經驗,為全國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個地區具有世界上其他已有灣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即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仍然在一定時期保持人口紅利潛力可供挖掘。為此需要廣東省率先於全國突破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後關口,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共享水平,防止外來勞動力返鄉倒流,形成吸引各類外來人才和勞動力的聚集地,在區域內保持並儘可能長期延續人口紅利。

第三,聚集、培養和擴大企業家群體,激勵具有創新創業精神和現代經營理念的企業家蜂擁而至、成批湧現,推動創新創業活動空前活躍、排浪式展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的這個新階段,必須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生產率的提高,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因此,企業家的內涵已經從單純的投資者和經理人員回歸其創新本意,在優勝劣汰中應用新技術、創新產品、開拓市場、形成新業態、創新產業組織形式,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

第四,借鑒和吸收國際有益經驗,遵循國際規則和慣例,推動該區域各地的政策、制度和規則的有效銜接,促進產品市場的統一、完善和一體化程度,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要求的市場機制和市場制度。大灣區既具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還是高質量產品的輸出地,這都決定了該區域產品市場的發育和完善不僅對自身具有決定勝負的作用,也對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示範意義。蔡昉:大灣區建設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研究員、學部委員,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3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李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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