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文章節選自紫荊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的序言,原標題為《香港“修例風波”面面觀》,作者係紫荊雜誌社社長、總編輯楊勇,內容有刪節。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封面
2019年,香港走過了極其艱難的一年。一宗台灣殺人案的逃港罪犯移交問題,最終演變成嚴重的社會撕裂;一起普通的本地法律修訂,最終演變成曠日持久的黑色暴亂。反對派造謠煽惑、顛倒黑白的慣用伎倆難辭其咎,而且隨著街頭“修例風波”發展而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層出不窮。他們在反對派媒體大量編織謠言,一個謠言利用殆盡又再拋出一個新的謠言,用各種移花接木、指鹿為馬、杜撰虛構、無中生有的方式煽惑市民、混淆是非,編造出了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恐嚇誤導,挑動民情。散布謠言,恐嚇市民,進而利用社會恐慌心理進行誤導,是反對派慣用的操作,在“修例風波”期間,恐嚇性謠言為數不少,不僅催化了“修例風波”的產生,還給社會帶來了極大不穩定。如在《逃犯條例》修訂之初,因其屬於嚴肅專業的法律問題而具有一定複雜性,反對派便利用市民對修訂內容的不清楚,以及對內地法治環境的不了解,大力開動文宣機器製作和散播謠言,把一個填補法律漏洞的修訂從一開始便抹黑為有惡毒諧音的“送中”修訂,繼而不斷散播所謂港人會被隨意拉回內地受審,借修訂沒收港人財產,修訂將造成香港市民人人自危等謠言,即使在特區政府宣傳解畫之後,反對派也仍然刻意誤導,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不讓社會理性認識修例,而是不斷用謠言和恐懼來誤導市民,挑起民意對政府的反彈。在反對派恐嚇下,相當一部分市民相信了謠言,走上了街頭。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顛倒黑白,煽動對立。把正義抹黑為邪惡,把犯罪包裝成高尚,是反對派常用的造謠手法。2019年7月21日,隨著黑衣暴徒非法衝擊事件愈演愈烈,大多數愛國愛港的元朗鄉民自發組織捍衛家園行動。當晚,暴徒衝擊了中聯辦之後,一些非法示威者來到元朗,與元朗鄉民發生衝突。衝突事件被反對派大肆炒作為黑社會毆打平民事件,並稱警方與黑社會勾結,所以報警後一直“不見人”,到事件尾聲才姍姍來遲。然而,有報道指出,經過對現場多個視頻分析,反對派議員林卓廷當晚帶領黑衣暴徒挑釁,是造成721事件的主要原因。不過,在反對派強大文宣平台的炒作放大下,721事件變成了所謂“警黑勾結,毆打平民”的轉折性事件,進一步煽動了一批市民與警察的對立情緒,助長了仇警歪風。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黑色暴亂中,暴徒們喪心病狂,肆意打砸焚燒,警隊為維護社會秩序,在充分警告後,不得不使用適當武力制止,在一些事態嚴重的場面使用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等非致命性武器,以及作出迅速拘捕行為,一切做法都符合程序規定。然而,反對派將警察使用任何武力都炒作為“濫權”“警暴”,甚至當落單的警察被暴徒圍攻襲擊而不得不掏槍自衛時,都被立即用上“開槍恐嚇”“實施屠殺”等聳人聽聞的字眼,10.1荃灣開槍事件與11.11西灣河開槍事件,均是如此。通過幾次開槍事件的炒作,把警察形象妖魔化為“暴力執法”“濫殺無辜”。與之相反,暴徒的所有非法行為,都被包裝成“義行”,被逮捕的暴徒稱為“義士”,是“真香港人”。反對派就這樣在大量文宣中顛倒黑白,把正義的警察塑造為市民的敵人,把真正的犯罪分子美化成“香港之子”,加劇了社會撕裂和對立。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杜撰虛構,無中生有。反對派為了造謠不擇手段,憑空捏造莫須有的事情,說得有聲有色,即使有明確證據證偽也我行我素,說白了一切均是為亂港活動張目。
迄今已有半年之久的831太子站“打死人”事件是最離譜的一個謠言。坊間一度充斥多個“警察打死人”的傳言版本 ,一時稱“太子站有6人斷頭死”,一時謂“3名重傷者不知所終”“遺體放於廣華醫院殮房”,更有所謂“死者朋友”“殮房職員”“醫護人員”在網上分享層出不窮的“消息”,聲稱“連死者家屬也人間蒸發”。無視警方、消防、醫管局等部門相繼聲明當日站內並無死亡事件,各部門也將自己部門工作過程按照時序公開,還原真相,但反對派示威者仍在港鐵出口長期設“靈堂”、藉機煽動仇警情緒。直到不久前,在831太子站事件剛好發生半年,示威暴徒仍是藉“紀念”之名進行非法集結,打砸堵燒故技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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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離譜的傳說就是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所謂性侵事件。“修例風波”中被捕的一些人被扣押在新屋嶺,為醜化警隊、強化悲情色彩,反對派杜撰了一系列虐待和性侵故事在各個社交媒體傳播。在香港中文大學一場校長學生對話會上,一名號稱曾被關押在新屋嶺的吳姓女生上台發言,激動地“指控”警方對她本人及其他被捕者使用“性暴力”。次日,該生又改口稱是發生在葵涌警署。但蹊蹺的是,別人讓她去報案,她卻找各種藉口不去,前言不搭後語,疑點重重。而其他新屋嶺“受害人”和“受害事件”更是難覓蹤跡,難找證據。儘管如此,一些“有心人”也仍然在傳說著新屋嶺的荒唐故事,煽動著反政府、反警隊的仇恨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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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事實,篡改真相。誇大遊行人數,是反對派歪曲事實真相的常用手段。去年6月9日的反修例遊行,警方單計最高峰期,算出有24萬人參與,主辦者民陣則說全程有103萬人。若真如民陣所言,香港700萬人口,撇除年長或太年幼走不動的,大約每5個人之中就有一個去遊行。根據雷鼎鳴教授的科學計算,這意味著從遊行出發點到終點的這段距離,每平方米要容納多達22人,這符合常識嗎?而6月16日的反修例遊行,民陣號稱200萬零1人參加,警方數字則為33.8萬。
暴徒在多場非法衝擊中,激光筆、鐵通、彈弓、弓箭、汽油彈等攻擊性武器應有盡有,然而,反對派的文宣還是要把這些暴徒塑造為“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或“路過的街坊”,以博取社會同情。反對派某報辯稱非法示威中被捕的暴徒只是“沒有裝備的年輕女子”,結果自己的照片卻顯示該女子手持激光筆﹔記者明明目擊數百暴徒揮舞刀、棍、鐵枝襲擊6名警員,但在警察自衛後,記者卻只把鏡頭對準警察,報道上輔以斥責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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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眼少女”可說是歪曲造謠的經典案例。事緣2019年8月11日一名參加尖沙咀暴力示威的女子右眼受傷,示威者隨即大做文章,在網上斷言該女子是被警方發射的布袋彈打穿眼罩所傷,更傳出所謂“爆眼”“永久失明”等不同描述,又在短時間內製作形形色色以“爆眼少女”形象作主題的海報和圖案,宣揚“以眼還眼”極端口號,由此煽動了一系列各種規模形式的反政府反警察非法行動。
 
事實上,該女子受傷真相至今撲朔迷離。而警方在事發後不止一次呼籲受傷女子報案,以第一身講述受傷經過,協助警方及社會大眾了解真相。但女子由始至終未有理會,如果有真憑實據是警方所傷,“爆眼少女”為何至今不公開真相、不追究警方責任,反而千方百計甚至申請法院干預阻礙警方向醫管局索取資料?雖然事有蹊蹺,背後的鼓動者仍然繼續以“還眼”為口號,鼓動示威者上街,煽惑示威者攻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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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花接木,信口雌黃。反對派為造謠穿鑿附會,不講常識,不顧倫理。最近,西貢有縱暴區議員動議把將軍澳公園更名為陳彥霖紀念公園,以此“紀念”“被警方殺死”的15歲少女陳彥霖。事源2019年9月22日,15歲少女陳彥霖屍體被人發現漂浮在油塘海面。警方檢驗後發現無性侵無他殺證據,列為自殺案處理。而陳彥霖媽媽何女士也明確表示其女兒有情緒問題,一再強調這是一宗自殺案,不是他殺,望公眾不要渲染事件,讓家屬撫平傷痛。然而反對派為達政治目的,不惜扭曲真相,不停炒作及消費受害人,硬說陳彥霖因為參與反修例示威而被警方“性侵後殺害”云云,又指控警察“殺人滅口”,完全罔顧家屬的感受。然而陳彥霖就讀的知專學院公布監控顯示,陳彥霖自殺當晚精神恍惚,將自己的財物放在校園內,赤腳經過停車場出入口的行人道,向海濱公園走去,疑從那裡墮海自殺。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不過,反對派網民發揮“想象力”,造謠指知專公布的片段中出現的一名男路人是警員,他“可能”尾隨並“對陳不利”。但校方隨後補充的一段加長版影片則明確顯示,陳彥霖是獨自步出升降機,該名男路人則依然留在升降機內,他20秒後到其他樓層才離開。

斷章取義,指鹿為馬。聖誕節期間,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其臉書帳號發布一張相片,顯示一位身穿聖誕紅裙的女童抬頭望著數名防暴警察,他說:“要為相片中的女童和她的一代,取回免於恐懼被剝奪人權和法治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然而真相是,平安夜當日,一群防暴警察在尖沙咀海港城外守護市民,阻止暴徒搗亂,其間有一群慶祝佳節的小朋友與警察合照,場面溫馨。梁家傑斷章取義,弄虛作假,裁去警員與民同樂合照的場面,獨留女童凝望防暴警察的畫面,肆意曲解這張溫馨的相片。這幅“造假”相片就這樣在社交媒體瘋傳,九龍城縱暴區議員曾健超更為圖片配上“殺人魔警”文字,煽動仇恨。大批心明眼亮的網民及時還原相片的場景,留言踢爆政棍的大話。香港警察亦將梁家傑的截圖與真實圖片並列,謠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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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還有一則謠言是說,2019年7月14日,警察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清場時,正在驅趕一名父親和他的女兒。事情真相是,警察進入商場追捕暴徒,大批暴徒從高處投擲雜物攻擊警察,嚇得現場市民四散奔逃,一名爸爸帶著3名女兒,在一名防暴警察的掩護下急步離開。該名爸爸事後主動在社交網站報平安,並特別感謝護送他們的香港警察及記者,讓他們得以安全返回酒店,又指3名女兒的身心都沒受到影響。但該起事件卻被反對派利用造謠,有“港獨”組織在社交網站上貼文稱警察“追打”市民,企圖挑撥市民對警察的不滿情緒,手段極其卑鄙。
偷換概念,倒果為因。反對派善於玩弄語言偽術,只要能服務於目的,而不管其中的邏輯是多麼的混亂。《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雖有一定複雜性,但如果真有關注,對於“誤墮法網”可能性、“移交”的條件、“雙重把關”等基本擔憂還是容易釋疑的,然而反對派偷換概念,以“送中”二字一言以蔽之,一部能完善香港法律制度的法律修訂,就這樣被妖魔化了。過去數年我們看到,從2003年反23條立法開始,到2012年的“反國教”,再到2014年非法“佔中”時的所謂“真普選”,都是在偷換概念,簡化關鍵,製造口號,形成一種“真相錯覺”。
倒果為因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渲染催淚彈對環境帶來的污染,以及對人體帶來的傷害,看似環保民生議題,實則用心險惡,目的是讓公眾把目標都對準警察。這一語言偽術稍加推敲便不攻自破,如果沒有暴力衝擊、沒有大肆破壞,怎麼會有包括催淚彈在內的適當武力的使用呢,沒有暴徒,就沒有暴亂,就不用止暴制亂。沒有汽油彈,哪來催淚彈?
 
紫荊新書《香港“修例風波”真相》序言節選:另一場子虛烏有的“修例風波”
製造“烈士”,消費死者。悲情往往最能製造凝聚力,反對派要把“修例風波”鬧大,就必須打出悲情牌,但悲情是否夠悲,就要看是否能出現“烈士”。香港警察堪稱世界上最文明最克制的警察,大半年的“修例風波”過去,至今未有一名示威者直接因衝突死亡,沒有死人,就沒有悲情的劇本。但是,沒有“烈士”,可以製造“烈士”,現實的非正常死亡者、自殺人士,便成了反對派著力渲染的對象,一方面是打擊抹黑警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尋找適合凝聚悲情的目標。陳彥霖、周梓樂,再加上更早前在太古廣場跳樓自殺的梁姓男子,都被反對派包裝成有名有姓的“烈士”,然後進行政治消費,啃人血饅頭,全然不顧在世者家屬的感受。更有甚者,反對派通過炒作831事件和新屋嶺傳說,虛構了一批無名無姓無親無友的真空“烈士”出來,每天設置靈堂供拜,成為源源不斷的精神寄託。
編輯:莫潔瑩、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