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


香港有關注劏房的民間組織近期對200多戶劏房家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劏房戶的人均居住面積由三年前的50方呎(約5平米),大跌至現在的40.7方呎,不但遠低於政府公屋最低標準的75方呎,甚至比懲教署監獄囚犯倉人均標準空間49.5方呎還要小。要知道,一個標準的私家車位也要70方呎。

近一年多來,在“修例風波”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的經濟飽受重創,市民生計大受影響,最新失業率升至16年來新高,基層市民生活更是百上加斤。在春節前夕,我們走訪了幾戶住在劏房的香港市民,感受他們的冷暖人生。

本刊特約記者     秦玥

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插图

蔡女士家的牆壁有些已經嚴重開裂(作者提供)


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間裡下小雨”


土瓜灣“十三街”是位於香港九龍馬頭角多個街道的統稱,由十三條街組成,在這十三條並不長的街道上,遍布著超過60年樓齡的唐樓。街坊介紹,“十三街”的住戶之前以廣東四邑人居多,近年南亞人、非洲人開始湧入,人口混雜,逐漸變成“聯合國”,也是該區租金更為便宜的原因之一。

蔡女士居住的唐樓位於十三街的麟祥街,樓梯間不夠瓦數的慘白燈光,年久失修,到處是大片脫落的牆皮,雜亂的電線,隨處可見走廊裡和樓梯口沒人清理的垃圾堆。沒有電梯,一口氣爬上頂樓八樓,一隻灰鼠嗖的從腳下“飛”過。再穿過劏房被分割後特有的又長又窄的走廊,推開蔡女士的家門,還是有些驚訝眼前的場景。對比其他幾戶人家,蔡女士一家人的居住環境雖不算最擠迫,卻無疑是在我們採訪的家庭當中最不適合居住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屋頂的一大塊鐵板和隨處抬頭可見的大小不一的白色塑膠泡沫板;走進房間,近乎一半的牆皮因滲水而剝落,泛著咖啡色的水漬,有的地方牆壁已經嚴重開裂;再環顧四周,牆壁上還掛著許多個汽水瓶,仔細一看,都是用來接漏水的。

“到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間裡下小雨。”此情此景,少言寡語的蔡女士語帶無奈地告訴我們,房間漏水的時候根本睡不著,和業主反映了很多次也不肯修理,“開始時候業主找了一個大鐵板讓我們兜住這些水,漏了四五年了,後來業主也不管不顧了。下雨時候尤其厲害,屋頂就像篩子一樣,沒辦法只能用這塊鐵皮頂住先,嚴重了就要找水盆再接。”

由於漏水問題嚴重,牆身常年腐蝕,床邊、桌子邊、廚房還有洗手間都是污漬斑斑,發出陣陣霉味。可就算是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蔡女士一家三口仍然一住就是五、六年,原因只有一個,租金。“這間劏房的租金是每月3,800港幣,加上水電費約為4,500港幣,對於一房一廳來說真的很便宜,因為漏水所以業主才一直沒有加租。但是所有漏水的地方(牆)都會脫皮,曾經也考慮過搬家,聯繫了兩家中介,要麼租金更貴,要麼就是天台屋,更加不行。”

生活就像是被泡在水中。不夠入息條件獲得綜援(政府資助)、“上車”買樓又遙不可及,蔡女士家的情況正是典型香港夾心階層的寫照。除了滲水問題,房間內生活起居用品的簡陋、廚房用的傳統煤氣罐等細節都顯示著這一家人生活的不易。不過蔡女士沒有怨天尤人,心境難得的平和,她說雖然有時憂心,但最重要的是“齊齊整整一家人,有商有量,難關總會捱過”。

與簡陋的家居用品相比,分外顯眼的是書桌上放滿了女兒的書本、粉紅色的流行文具以及字跡工整的筆記。蔡女士說,女兒已經升讀附近中學的中一,朋友不少,成績不錯,功課都能自己搞定。而在被問到女兒有沒有向父母抱怨過希望改善居住環境時,蔡女士沉默了一下說,在下雨時會抱怨漏水,但是女兒經常會反過來安慰她。“女兒告訴我,她已經住習慣了,而且說這裡樓層高,望得遠,空氣又流通。” 

格外顯眼的還有床上幾件摺的整整齊齊的反光工作裝。蔡女士的先生是地盤工人,也是唯一的家庭支柱,月收入不算穩定、有多有少,但是可以維持一家三口每月的開支費用。“先生做地盤,一周七天都要返工,收入還可以,但是好辛苦。早上六點多出門,有時到夜晚九點才回來。”

先生努力工作,支撐起這個家,蔡女士說,她和先生有時也會商量錢不夠花怎麼辦,商量來商量去,結論是唯有“再節省一點”。儘管如此,從她的話中還是能感受到先生對家庭的愛護和責任:有時會心疼百元一盒的口罩錢,但說到女兒最近眼睛近視,覆診需要不少費用時,“先生告訴我,該看醫生的還是要看,這個錢不可以省”。被問到一家人新的一年有什麼期望,蔡女士說,他們的公屋申請輪候了四年,仍然還沒有消息,所以新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公屋申請儘快獲批,或是政府對家庭入息的要求沒有這麼多限制。

訪問結束時已接近晚上八點,作為一家之主的蔡女士的先生還沒有下班回家,女兒正在房間看書。蔡女士笑著說,“煮上幾個菜,等先生回來,一家人一起吃飯”。
 
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插图1

阿君家的6平米“精裝劏房”局部 (作者提供)


6平米劏房,不夠私家車位大小

阿君是一位年輕的單親媽媽,獨自一人帶著兩名分別為10歲和5歲的小朋友生活。和蔡女士家相比,阿君居住的算是“精裝劏房”,有裝修,租金自然也不便宜——每月5,300元港幣,加上水電費需要6,000元港幣,可是實用面積卻只有60來方呎(約6平米),相當的狹小。要知道,一個標準的私家車位也要70方呎。一張上下碌架床、一張飯桌、一個洗手間,一個人轉身轉個圈,就構成了這方小天地。

站在屋裡,我們無法面對面聊天,只能肩碰肩緊挨著站在一起,和我們一起的工聯會社區幹事和同事只能站在門外。空間局促,生活物件可不少,文具、玩具、衣物、雜物等擺滿了房間的每個角落,大部分的用品都屬於兄妹倆個。一張上下碌架床緊挨著窗邊,哥哥在床的上層捧著電腦做功課,妹妹正躺在下層玩耍。阿君說,平時她和女兒睡下層,兒子睡上層,睡覺的時候要把床上的東西(衣服、被子、書包等)擺到外面方能躺平;拉開擺滿柴米油鹽的塑膠置物架,才能打開洗衣機的門。換句話說,在這個家裡,想要完成要做的家務,基本上都需要“乾坤挪移”一番。而一應俱全的鍋碗瓢盆佔據了飯桌一大半的位置,阿君說,這些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家裡做飯經濟實惠,也健康一些,為了孩子的營養,做飯煲湯都不可馬虎。

房間雖小、雜物雖多,但氣氛並不壓抑。阿君的豁達令人印象深刻,和鄰居的關係也處的不錯。由於劏房是一個大單位切割成幾家,有點像港式“大雜院”,我們也好奇左鄰右舍做哪些行業。阿君說,雖然大家比較熟,不過人家不講,她也從來不多口問,但有事需要幫忙就一定會幫。

健談的阿君並不願多談自己過去的婚姻,在被問到搬到這裡的緣由時,三言兩語中還是能夠體會到她曾經的遭遇,“當時辭了工作,帶著老大身無一物的出來,剛好有位朋友知道我快要生(二胎)了,說這裡可以容身,還有些傢俱也可以給我。另外兒子要上學,需要趕快找地方住,有個住址才有資格上學。”阿君頓了頓,“也沒想這麼多,因為急著幫孩子辦理入學手續”。當時的阿君棲身於政府轄下的婦女庇護中心,小女兒即將臨盆,大兒子報考小學的問題更令她憂心如焚,在朋友的幫助下,阿君在這裡安頓了下來,並一手將兩個孩子帶大。一轉眼,小女兒已經五歲。

曾經坎坷,阿君走過了至艱時刻,她說,十分感恩政府對她們的關照,讓她渡過難關。綜援涵蓋了住房租金和生活費用,基本生活可以應付,“能夠幫到手”,而且“別說給多給少,政府能幫我們度過生活的危機,我其實已經很感恩了。”不過,隨著近幾年物價飛漲,阿君也時時覺得手頭緊張,只能看錢買餸,在吃上面節省一點。“臨近傍晚的時候,街市的菜會比較便宜。”不過說回到兄妹倆,阿君語氣則相當的肯定,“小朋友的營養一定要跟上,費用不能節省,因為兩個都處在發育期。要省就只能從自己身上省。”

斯是陋室,為母則剛。牆上貼著很多兩個孩子在學校拍的照片,臉上盡是無憂無慮的笑容;簡陋衣架上掛著妹妹整潔的裙子,還有哥哥頗為威風的軍帽。桌子上放著的幾瓶兒童維他命丸也格外的顯眼,這些細節都顯示著這位母親對兩個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用積極的生活態度撐起了這個與眾不同的三口之家。雖然日常生活以兩位小朋友為中心,但阿君也堅持用做義工等方式來回報社會。她說,自從哥哥上幼稚園起,她就開始在學校做義工,近期也到女兒的學校做義工,比如給小朋友講故事等。而有了閒暇時間,她也會報讀社區課程來提升自己。“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我會到社區中心看看有什麼課程,增值自己,像是今天早上,我就剛剛去上過家居收納的課程。”

說到未來的目標,和蔡女士一家一樣,阿君也正在申請輪候公屋,希望改善居住環境。“哥哥一直說想要搬家,最近連妹妹都經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搬到大一點的房子去住。我和他們說,媽媽在爭取了。”兄妹倆催的焦急。被問到還會等幾年,阿君則顯得十分平和:“想不出來,想也沒有用,這些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每個人都想住的好一些,住的大一些,怎麼辦呢?不如過好當下的生活。”

感恩當下所擁有的,新的一年來臨,阿君說還是希望能憑著自己的雙手出去工作,多賺一些家用。“希望孩子大一點可以放手,哥哥能上全日班,妹妹又可以分到小學,我肯定是希望出來做點事情的。”阿君說,留意到大灣區近期多了很多惠民政策,她甚至想過去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發展,但因為要照顧兩個小朋友上學生活,暫時無法分身。

望著阿君仍然年輕的臉龐,問她有沒有自己的夢想,她笑著說,“沒有啦,只想一心一意地培養兩兄妹,他們健康,我就開心”。

一個為人“熟知”的劏房故事

這是一位大家“熟悉的”普通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徐天民。他被香港市民廣為熟知,是因為在2020年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落區深水埗、走進他家的慰問探訪。

徐天民一家之前並不住在深水埗,而是長期居於觀塘區的一間劏房。在觀塘居住了多年,但因為參與愛國愛港活動被反對派“起底”騷擾,2019年9月,他選擇搬到了全港劏房最多地區之一的深水埗。租金略微便宜,但每月也要4,500到5,000多港幣左右。

從劏房到劏房,事實上,徐天民一家人長期以來都在為生活奔波著。40多歲的他結婚早,一家人蝸居在7、8平方米的劏房中。太太本來在酒樓打工,後來因體弱多病辭掉了工作。女兒今年也22歲了,擠在同一個窄小空間內,日常起居只能用一張被單拉起來當做簾子擋一擋,相當不方便。而為了養家,徐天民做過很多社會底層工作:背水泥、做地盤工人、餐廳服務員、保安等。不過他認為,只要有手有腳夠勤快,在香港就一定能夠生活,“香港是只要你勤快,你就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我們一家人都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雙手,努力賺錢改善自己的生活 ”。

經過努力,徐天民一度在一家酒樓做店面主管,薪水每個月有3萬多元港幣,假期也比較多。生活一天天的變好,看到了希望,他也萌生了自己開一家飲食小店的夢想。但是受到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事件影響,徐天民開始意識到,這個願望可能暫時難以實現了:不僅小店開不成,他工作的酒樓也受到波及,飯碗難保。因此,呼籲停止暴力、恢復平靜、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個簡單而樸實的願望,驅使徐天民站了出來。

“我覺得我有這門手藝,自己打了這幾年工,手上存了幾十萬,把家鄉房子賣掉,我就想著在香港開個小食店,讓我老婆也不用那麼辛苦,就是這樣想的。後來因為‘修例風波’,我就站了出來,希望更多人出來反對暴力行為,讓風波早點過去,而且自己能夠開心工作,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香港政治環境的改變也影響著這個家庭。徐天民的女兒先是在一家糖水店上班,後來在一家餐廳工作,但由於餐廳內的年輕同事政治理念過於激進,女兒總是與他們發生爭論,最後辭掉了工作,分道揚鑣。“我女兒也很煩惱。她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沒有為國家也沒有為香港社會作過任何貢獻,國家不停地提供各種支持,提供各方面的資源,就是去支援他們;香港的制度也是很好的,他們為什麼還要去反?所以她就跟那些朋友意見分歧很大。”徐天民說現在女兒一有空也會跟著他上街參加愛國愛港活動,在街頭暴力事件最為激烈時,一家三口曾因為參與愛國活動全都失去了工作。

在大眾眼中,低收入家庭可能首先考慮解決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然後才考慮從事社會及公益活動。而徐天民一家住在劏房,沒有工作,還自行出錢出力組織愛國行動,這令很多人好奇,也因而遭到了反對派的抹黑攻擊。對此徐天民坦言,其實開始時並沒有想那麼多,第一次上街就是自己一個人拿著紅旗、一邊唱著國歌走過了半個香港。而一路上有大批市民主動加入表示支持,還有遊客看到後拉著他要給他買水,他都拒絕了,“我跟他們講,我說希望你們能夠對香港改觀,更多的來香港旅遊、購物,‘修例風波’很快就會過去的”。徐天民認為,他熱愛香港,這一刻是作為一名普通市民走出來;而大批市民對他豎起大拇指讚賞,則令他感悟,自己是作為堂堂正正中國人,行的是應有之義。

“反正除了房租之外,我自己基本上是沒有開支的,我生活上沒有那些不良習慣,每個月最少都有二十幾天班上,我給我太太寄點錢,維持她的生活,其餘的錢我都是投入到做愛國方面的活動。我覺得愛國真的非常有意義,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把它做下去,無怨無悔。”

如今的徐天民仍然住在深水埗的劏房,以保安工作維生。被問到2021年的新年願景,徐天民笑著說,自己的生活很簡單,也很容易滿足。“我相信疫情怎麼都會過去的,我不要求吃的太好,穿的太好;不會冷,不會餓著,我就很滿足了。對香港來說,我希望香港更加穩定,希望通關以後,香港的年輕人真的能夠到內地看一看,內地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貧窮落後。多接觸一下,多看一下各方面的生活,我覺得我就這樣想,這樣能讓他們去改變心裡面以前的那種思想。” 

當然,初衷不改,開一家小小的飲食店仍是他的夢想。“總有一天都會過去的”,徐天民語帶肯定。
 
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插图2

駱惠寧主任探訪後不久,徐天民向記者展示駱主任探訪時贈送的果籃、月餅和抗疫用品(圖:文匯報)


“原來香港普通市民真的很不容易”

生活各有不易,這三位普通市民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樸實平凡的夢想,面對挫折和生活起伏,感恩珍惜、積極善良,是他們身上共有的香港精神。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回到徐天民7平方米的劏房中,他坦言,事先並不知駱惠寧主任到訪。當曾經只在電視裡看到的人物突然出現在家門口時,徐天民說,他很驚訝,也很緊張。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駱主任用了近半小時、仔細查看了他家裡的情況,包括洗手間和廚房,連冰箱也打開看了看,看看平時吃的什麼菜,還用了一下徐天民平常蓋的被子。這些重視普通市民生活的動作細節,令徐天民非常感動。他也回憶起,在了解了劏房租金是多少、家裡有幾口人住等具體情況後,駱惠寧主任還非常的感慨,說原來香港普通市民真的很不容易,以後必須多了解、多關心,把普通市民的生活提升上來,也希望大家相信國家,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定盡力儘快把市民的生活問題解決好。
作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一大根源,房屋問題亟需正視解決。2020年11月25日,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裡,大至“明日大嶼”填海發展計劃、小至向住戶提供津貼,其土地房屋政策廣受市民關注。今年1月19日,行政長官向立法會交代了土地房屋供應等多項措施的進展。基層市民期待,特區政府在可操作性計劃上,能夠有具體時間表和清晰目標,這樣也好“有個盼頭”。

走過深水埗、土瓜灣、九龍城等區,擁擠的樓房挾裹著市井煙火,可能在遊客眼中是香港獨有的城市特色,卻也是大多香港普通基層市民的現實生活,令人感慨。採訪歸途,不禁想起了一首多年前聽過的老歌,《蝸牛的家》:

“給我一個小小的家,蝸牛的家。能擋風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給我一個小小的家,蝸牛的家。一個屬於自己溫暖的蝸牛的家。”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

編輯:邸倩
校對:趙珊
監製:連振海、周馬麗

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插图3

香港劏房住戶的冷暖人生插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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