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七一」，香港各項慶祝活動已經陸續啓動，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營造了喜慶氛圍。另一方面，作為「50年不變」的「中間點」，作為香港過去三年巨大起伏的「结尾」，這個「七一」被賦予了更加特別的意義。如何看待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國兩制」對香港還有沒有價值？此時此刻，正是討論這些問題的恰當時機。

「一國兩制」實施成果顯著

如果要簡單評價「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是成是敗，不同立場的人一定會有不同看法。

那些想借「一國兩制」排斥中央管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或試圖進行滲透、顛覆的人，一定會說「一國兩制已死」；那些對西方文化對香港的特殊性缺乏理解的人，會認為「一國兩制」還不夠成功。儘管論者各執一詞，但評價一個政治構想的成敗，並非完全沒有客觀標準，那就要看其實踐結果是否實現了「初衷」。

香港基本法「序言」清楚表明，制定香港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目的主要有兩個，即「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從結果來看，前者自不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除香港極少數激進分子，全世界無人會挑戰這一共識。

至於是否實現「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可以從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6月19日在網志中所給的數字來看：

過去25年，香港的生產總值翻了一番，達到逾2.8萬億元(港幣，下同)；商品貿易總額增加逾兩倍，破紀錄超過10萬億元，全球排名第6；總就業人口增加15%至約365萬人；以香港為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的企業增加57%至接近4000家。銀行總資產升逾兩倍、存款總額增加近5倍、貸款總額增加近1.6倍；債券市場發行總額升19倍；外匯市場的日均成交升7倍，在全球交易份額占比由4%增加到7.6%，全球排名由第7位升至第4位。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躍升9倍，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境外。

以上這些事實擺在眼前，沒有人可以視而不見。從「一國兩制」「初衷」的實現情況來看，「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不僅是成功的，而且成效顯著。尤其要考慮到，香港不僅曾被英國殖民統治100多年，還是冷戰時西方反共的前哨，是1949年後各類「逃港者」的聚集地，社會總體對中國內地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帶有一定負面和抵觸情緒的。

從人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一國兩制」不單是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領土與主權問題，而且是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解決了兩種社會制度共存的問題，堪稱是史無前例。正因為它管用、好用，即使是在今天，堅持「一國兩制」仍然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是香港與內地的最大公約數。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優勢

經歷過去三年的巨大變化，不少人認為被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後，香港正在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考慮到內地總體發展水平提高，香港與內地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縮小，香港在經濟文化上的影響力不似八九十年代那般耀眼，這一論調在內地也不乏贊同者。但如果從更長的視角和關鍵領域的表現來看，這一說法並不準確。

首先，香港影響力的相對下降是歷史的均值回歸。前文講到，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取得明顯進步。之所以有人感覺香港「不如前」，不是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發展太快，過去兩地之間的巨大差距明顯收窄了。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至少有兩方面，其一，香港是高度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發展速度不及內地是規律使然；其二，香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默默無聞的邊陲之地，它的興起是多重歷史因素共振的結果，曾經對內地擁有的巨大優勢是歷史的偶然。以中國內地的超大體量及市場規模，當中國發展進入正向積累，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地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

其實不只是香港，昔日「東亞四小龍」的影響力在中國內地面前都會「相對下降」，這是歷史的均值回歸。明白這一點，港人就不應該懷念過去面對內地的巨大心理優勢，這不是歷史的常態，而且這種優勢是建立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基礎上的。

其次，香港在回歸前建立起的發展優勢及特色沒有弱化。香港回歸後，不僅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還擁有了司法終審權。所有案件都在香港境內審理，案件終審既無需像回歸前那樣報英國樞密院，也無需在回歸後報北京。回歸25年，法治已經是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以來，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點；在2021國際仲裁調查中，有50%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受訪者表示會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排名全球第三。香港的法治水平在139個國家地區中，排名保持前列，亦持續獲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

在金融方面，回歸後香港保留了自己的獨立貨幣，且港幣繼續錨定美元，自由兌換。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僅有700萬人口的城市，以GDP總量計，香港世界排名30多位，其金融系統的韌性勝過眾多經濟體量大過自己的主權國家，歷經多場國際金融風暴而屹立不倒。過去三年，香港內外交困，「走資潮」、「移民潮」、「外企離港潮」動輒見諸報端。

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俄烏衝突、全球通脹、美元加息等內外挑戰相繼來襲，很難不讓人擔心，本就承壓的香港金融系統還能不能撐得住。畢竟，連某些G20成員國的金融系統都出現劇烈震盪，特區政府雖然多次聲稱金融系統穩健運行，很多人依舊半信半疑。

不久前，筆者採訪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再三向他確認，得到了他非常肯定的答復。他說：香港金融體系能經受內外如此劇烈衝擊，一是香港金融監管一向穩健審慎、居安思危，多項數據勝過紐約和倫敦；二是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是內地市場與國際資本的橋梁。

余偉文介紹，香港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伴隨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離岸人民幣業務會逐漸成為香港新的競爭優勢。

資本是逐利的，也是務實的。作為中國統治下的金融自由港、超級聯繫人，只要國際資本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信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就不會暗淡。

「一國兩制」符合中國利益

隨著「50年不變」中期的到來，人們不禁會問：2047年之後怎麼辦？儘管「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早前說過，「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中央官員也多次表示，「50年之後不必要變」。

人們面對未知會有本能的恐懼，在香港2047年後的命運沒有被確認之前，很難完全打消疑慮。但並非一切都是未知的，至少政治決策的規律是可認知的，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是可認知的。站在當下的時空條件，判斷「一國兩制」能長期堅持下去，正是因為它符合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

其一，中國整體發展水平越高，對制度多樣性的包容度越高。在一個國家內部實施兩種社會制度，其中一大風險在於人們很容易對兩者進行比較並得出優劣，如果國家的主體制度在這場比較中落敗了，便會在國家內部引起巨大的政治動盪或社會撕裂。只有對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政權，不害怕被比較，才會容忍異己制度的存在。

1997年回歸中國時，香港GDP總量約佔全中國的1/5，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遠高於內地。在香港回歸的前十年，隨著更多內地人通過自由行認識、瞭解香港，他們很容易在與香港的比較下自慚形穢，並對國家主體制度和自身文明產生懷疑，那時才是實施「一國兩制」風險最高的時候。「一國兩制」的設計者們最初一定預料到了這種風險，但他們仍然敢於實施，正是源自於對自身制度、對國家前途的信心，堅信這種差距是暫時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定會體現出來。

如果說，以前中國包容「兩制」是源自於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戰略自信，那麼今後中國包容「兩制」，則是源於整個中國社會對自身實力和制度的信心。2021年，香港GDP總量約占全國的1/50。今後，只要中國保持發展態勢，這一占比大概率會更低。如果香港實施的社會制度不足以對國家構成威脅，又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中國落後的時候尚且能包容，到2047年，還有什麼理由要冒著高風險去打破這種平衡呢？

其二，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一方面，香港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在香港生活過的人都有感受，自由與法治觀念浸透在社會每一個環節：城市公共服務完善、治安一流，公權力規範克制，公與私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清晰，再加上便利的出入境制度。

可以說，香港的生活方式兼具了西方社會的開放自由和東方社會的井然有序，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難以複製的。因此，香港不僅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才，也吸引了眾多親近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留學生。只要他們在香港工作，就會直接或間接地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其三，香港將會成為世界讀懂中國的「翻譯」。香港身處中西方文明的交界，當西方文明程度高於中國的時候，香港是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窗口」；當中國發展水平與西方接近，甚至有所超越的時候，瞭解、接觸中國成為西方的「剛性需求」，香港與西方千絲萬縷的聯繫就會發揮巨大作用。

只要處理好「國家安全」與「人心回歸」這兩個難題，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歷史就不是包袱，而會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就像經歷更久殖民統治的澳門，如今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成立。也許未來有一天，中國—英聯邦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也會在香港成立。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中央媒體駐港記者，本文原載於台灣《觀察》雜誌2022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