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同時亦迎來新一屆特區政府班子。經過數年動蕩起伏，今日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在這一轉型升級過程中，香港需優先疏通哪些堵點？由新任特首李家超組建的新班子，又有哪些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圍繞相關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同記者分享了他的見解。

記者：現在我們開始強調香港“由治及興”，首先向您請教一下，“由治及興”這提法是誰提出來的？

劉兆佳：“由治及興”不是香港人慣用的說法，是中央提出來的。中央提出“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概念，意指香港已經結束了過去的動亂，社會漸漸恢復穩定，因此可以在這基礎之上開始謀求發展和長治久安，爭取讓香港再創輝煌。在中央提出“由治及興”的概念後，包括特區政府官員在內的很多人跟著採用。

記者：那您認為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或者說香港整個社會需要優先疏通哪些堵點？

劉兆佳：最迫切的問題是恢復與內地的通關。如果不能解決這通關問題，其他一切問題都很難處理，特別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涉及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深港合作，這些都很難繼續推進。

不恢復通關，內地遊客就不會來港，也會影響到人才過來；不恢復通關，香港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而經濟發展不起來，民生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嚴峻，遲早會打擊香港的社會穩定、損害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能與海外通關，香港國際服務中心、國際樞紐的地位也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香港有很多行業因為無法與內地、海外通關而大受打擊，比如旅遊業、酒店、零售、餐飲等都相當低迷。

通關恢復了之後，才可以更好地開展工作，解決社會民生問題，比如房屋問題尤其是青年“上樓”（即買房）問題、貧窮問題、醫療衛生問題。而要恢復通關，當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儘快控制疫情。

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香港醫療衛生系統的很多短板，包括醫護人員不足、設施難以應付大量需求，以及我們過度依賴公營醫療架構來提供醫療服務等等，甚至社會對教育也存在質疑——現有的教育制度可不可以適應香港未來發展的需要、是不是有利於人心回歸？

另外，經濟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就是香港的經濟產業不太合理，過於依賴傳統產業，即金融、地產和部分高端服務業。這些產業最大的問題就是，已不足以支撐香港繼續高速發展。

面對內地和海外越來越大的競爭，香港的這些傳統產業會受到不小的衝擊。特別是還有來自美國和西方方面的打壓，以及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趨勢、金融保護主義，都對香港的傳統行業有影響。

所以，要考慮怎麼擴大香港的產業根基，特別是在創新科技、創意產業方面，而香港一些有優勢的服務業也要爭取產業化，比如教育就可以繼續推進，利用好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同時開拓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的市場。

記者：您剛提到了金融，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候政治和經濟是不能完全分開的。現在西方有觀點擔心日後香港會在各個方面向內地制度靠攏，而在市場方面，香港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可能要改變。對於如何在駁斥西方抹黑的同時樹立國際資本對香港的信心，您有什麼提議嗎？

劉兆佳：外面有人在不斷抹黑香港，主要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是真的在反映香港的真實情況。比如英美等西方國家經常宣揚香港的人權、法治出了問題，影響到香港的投資環境。因此它們尤其是美國，不斷說香港這地方並不安全，特別是自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勸一些西方企業和人才撤離香港。

問題是，即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斷宣揚香港的投資環境惡化，實際上我沒看到資金大規模流出的情況；就算資金有流出，也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是一個商業決定，有些也可能是因為香港疫情的關係。

香港採取了嚴厲的防疫措施，而有的企業和人才認為這些對他們企業的運營有負面影響。此外，香港一直扮演著聯繫中國內地與世界的橋樑角色，現在香港無法與內地通關，這些企業和人才難免會考慮是否離開香港。

我相信即使有資金、人才或企業流出香港，這現像也只是暫時的，不會是長期的。只要疫情受到控制，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這些企業和人才又會回來的。畢竟香港仍是聯繫內地與世界的橋樑，而中國乃至亞洲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因此香港的地位仍相當重要。

說到市場經濟問題，西方對香港的抹黑，基本上是從政治角度去指責，暫時未見它們說過香港已經背離了市場經濟原則，或在香港，知識產權、私有財產得不到保障。

我們所說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要逐步改變，是說政府應該在推動產業發展、解決香港社會民生問題方面做一些工作，絕對不是說政府要干擾市場的運作。在監管市場運作方面，政府可能會嘗試做得更好一點，讓市場競爭更加公平合理；對於“扭曲或干預市場運作”，這點從不在特區政府的政策目標之內。

也因此，日後在對外宣傳時，香港應側重駁斥西方對“一國兩制”運作的錯誤理解及對香港法治所作出的錯誤指控。

記者：我們確實也看到，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香港政治人物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態度強硬，敢於發聲、勇於駁斥。比如葉劉淑儀女士先前接受BBC的幾次訪談表現，在內地頗受好評。

劉兆佳：不管是特區政府、政治人物，還是專家學者、新聞媒體，日後都應該更加積極進取地反駁。而反駁首先可以從哪裡開始做呢？可以與在本地的西方媒體接觸，與西方的駐港理事會接觸，要很正式、很正面、很有信心地同他們說清楚香港的實際情況。

事實上，他們很多時候不是不知道香港的實際情況，而是為了借打擊香港來打擊、壓制中國。特別是留在香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他們知道香港的實際情況，但關於香港的比較正面的報道，西方（比如紐約、倫敦）的媒體、編輯是不接受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唱衰香港。

我們不要幻想可以改變他們的公開立場，要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出於意識形態或其他種種原因的偏見是很難的。我們想要達成的最低目標，也不是讓西方人少受西方媒體的影響，重要的是做到少讓或不要讓香港人受到這些西方媒體惡意攻擊的干擾——西方媒體攻擊香港，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削弱港人對特區政府、對香港、對中國的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無法阻止西方媒體的報道；特區政府、政治人物和本地媒體要做的工作，是考慮如何讓西方對香港的惡意批評不至於在香港造成惡劣影響。

記者：明白。剛我們聊到人才流失的問題，林鄭月娥在3月底就宣布香港會放寬部分防疫措施，這裡頭是不是也有一點原因是為了減少人才的流失？

劉兆佳：確實是有這樣的原因。不少外國商會、外國的專業人才的確反映過香港的防疫措施太嚴厲，導致他們及其家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很多人要被迫將家人送到別的地方，使得他們與家人分離；而他們出入境也不方便，每次要花很多時間在酒店或家裡隔離，又不可以隨便進出香港-內地，影響與內地的生意。

記者：應對來自其他城市或地域的挑戰，核心工作之一就是留住人才。對於香港如何留住人才或招徠人才，您有什麼想法嗎？

劉兆佳：在吸引內地人才、海外人才方面，香港還有很多條件上的不足。

香港是中西方的橋樑，而中國和亞洲也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從這角度來看，應該有很多外面的人願意來香港。但是從生活角度來看，對很多外面的人來說，在香港生活不是太方便，房價太貴、居住成本太高，不少生活指數也高，香港地方又小，文娛康樂設施對他們來說也不是很夠。如果他們的子女要在香港接受教育，還會面臨國際學校學位不足且學費昂貴的問題。

很多人才因為生活原因沒能長期留在香港，所以我們要在人才的生活方面多做功夫，讓他們不單能在香港發展好、賺到錢，還要讓他們及其家人在香港住得舒服、開心，這樣他們才願意在香港久待。

現在有一些西方媒體、政客經常說香港的人權自由在倒退，叫人們不要來香港。對於這點，我們不用太擔心。大家可以親身經歷，屆時就知道這點是真是假，或者他們認識的朋友也會告訴他們實際上發生了什麼。

說到底，我不太擔心西方的惡意抹黑對人才來港的影響；香港是不是真的能給人才提供發展和賺錢的機會，以及讓他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這個才是更加關鍵的問題。

記者：現在香港的新政府班子也都完全定下來了，包括21位政治問責司局長和5位非政治問責官員。作為內地的媒體，我們也關注到新班子裡出現了一位所謂的“新香港人”或者說“港漂”，也就是在北京長大、後來去了香港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您能否總結下，相比以往，這屆新班子有哪些值得關注的點？

劉兆佳：這屆新政府班子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多了很多政府以外的人才。

嚴格說來，在回歸後的第一屆香港政府中就有很多社會精英，不過在董建華連任並建立問責團隊後，社會精英越來越少，政府官員也越來越依賴於公務員了。而這次，願意加入到特區政府工作的社會精英又多了一些，這反映出香港政治局勢趨於穩定，過去不斷攻擊政府的反對派力量受到壓制，使得社會精英們覺得加入政府工作，他們及其家人所要付出的代價比以前要少很多，並且可以參與特區政府的實務工作，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要經常從事政治鬥爭。

更多社會精英願意加入特區政府工作，其中還出現了內地人的身影，這情況在以前很少見；同樣地，現在的立法會，也有更多的精英分子參與，其中包括一些內地來的精英。

第二個特點，就是雖然公務員背景的人仍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但是相比過去政務職系在問責班子裡佔了較高比重，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出自紀律部隊、專業職係等不同職系的人競爭官員位置。

展望未來，我認為這可能會成為一個趨勢，即會有越來越多不同職系的公務員、越來越多包括內地精英在內的社會精英進入香港政府工作。

對於當前李家超這個新建問責團隊裡的很多人，其實一般香港人都不大熟悉；我看這些人的背景，雖然知名度不高，但是有相當的實際工作經驗，應該是一群做事的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只要李家超的團隊特別是在特首辦的三位司長和副司長——主要是兩位司長（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政務司副司長和財政司副司長）——能夠形成一個堅實的領導指揮中心，來協調統籌不同政府部門的工作，定出一些履職要求和問責準則，找出關鍵績效指標，並配備足夠的資源，那應該可以期望政府能夠更好地在更合理的時間內完成目標，讓特區政府能通過政績去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記者：李家超的個人履歷頗引人關注，尤其是引西方媒體關注——服務警隊逾30年，在香港回歸後，從警務處一路晉升到保安局局長。他在4月底發布的選舉政綱中也明確提到這點（“在45年來，我由一個前線的警務人員，到特區政府問責團隊的一員”）。您認為這一履歷可能會如何影響他未來的執政？

劉兆佳：西方媒體對保安系統的人一向沒什麼好感，保安系統的人很少在西方能夠做得到國家領袖——不是沒有，是很少，比如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當過歐洲盟軍的最高司令以及美國陸軍參謀長。

我想中央和李家超也知道這個情況，這也反映出，未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也是特區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這些工作是需要果斷、有擔當的人來做的。這也是為什麼有相當多紀律部隊的人參與這一屆特區政府工作的原因。

紀律部隊的人執行力比較強，膽識也比較大，而且對下屬的管理和要求比較嚴厲。從執行的角度來說，紀律部隊出身的人應該會有更強的推行政策的能力，會更盡力地去克服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障礙，不管這障礙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社會。

當然，光靠紀律部隊也是不行的，所以現在也講求整個團隊是不是有足夠的各類人才來搭配，讓政府能更好地處理好社會民生問題。

此外，特區政府會得到來自另外兩方面的支持與協助，第一個就是來自中央的指導與支持。

香港的很多政策都涉及與內地的合作。無論是大灣區還是前海、人民幣國際化等諸多事務，實際上都是與中央政策有關的，參與“十四五”規劃、完成任務也是靠中央支持的。因此，中央以後會對特區政府大力支持、協助與指導，使得特區政府在施政過程中遇到的障礙有所減少、工作比以前更容易取得成功。

第二，我相信李家超會更加註重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和資源，以支持自己的工作。他知道特區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會研究怎麼在“愛國者治港”的大格局下爭取到愛國力量和社會上其他力量來支持政府政策，讓施政更加順暢。

特區政府內部，我估計他和其他來自紀律部隊的人，會更加註重團隊精神和政府內部的分工合作，不會過度倚重自己或少數官員作為帶動政府工作的主導力量。也就是說，特區政府內部的政策制定過程應該會既有團隊合作，也帶有某種民主作風。如果是這樣的話，會更加有利於調動政府內部的積極性，政府政策在推行過程中也會得到政府內部各方面的支持。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