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顯示，目前國際上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00個，影響遍及各種低收入工種，相關規定基本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準、紓緩貧窮為目的。雖然最低工資制度的建立是構建和諧勞資關係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最低工資標準一直沒有明確統一的理論依據，不同地區根據自身情況設置有不同的制度內容。香港也應檢視目前實際社會狀況與勞工情況，對於最低工資制度做出與時俱進的更新與調整。

回想香港社會經濟情況，受近三年疫情影響，經濟發展形勢並不樂觀，勞工市場所呈現的數據也是寥寥之勢。根據最新數據，香港總就業人數由2022年1月至3月的3,610,500人，下跌至2022年2月至4月的3,559,200人，減少約51,300人。雖然隨著疫情好轉，失業率有所回落，但整體情況仍不比以往。因此，最低工資制度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亟需被強調，制度靈活性也要更加貼合社會現實。

相較於國際其他發達國家，美、英、德、日及韓國等均已就當地最低工資的適用對象、調整方式及審議組織運作等清楚規範，通過法制化明確區分權責，並以較高強度罰則強化協助規範落實。

以英國為例，英國於1998年施行《英國最低工資法》，工資設定水準依年齡不同而進行區分，檢視調整時間以每一年為期。2016年，英國推出國⺠生活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生活工資一般較最低工資高，它是參考生活成本，包括食物、住屋、交 通、醫療和教育，而制定的工資。後續評估顯示，此制度對於在時薪分配底層四分之一的勞工，以及⻘年勞工的成長有提升效果。此外，國⺠生活工資制度實施後，低薪勞工（工資低於中位數三分之二者）佔比下滑，2016年該比重為19.3%，係1990年代以來首次低於20%，而就業水準處於歷年新高，顯示該制度為英國勞動市場帶來正面影響。 

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貧富懸殊的問題，雖然億萬富翁的數字在過去十年間有所上升，但在職貧窮的市⺠數目亦增加不少。作為亞洲高度發展的經濟體系之一，香港的最低工資水準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譬如新加坡、日本和台灣地區，其最低工資的水準在經過換算後，已經超越了每小時港幣40元（香港目前最低工資時薪僅37.5元），而且在比較上年度的時薪後，上述各地以及北京市的最低工資升幅都顯著高於香港。 

因此，政府應全面統籌香港最低工資制度對於僱主與僱員的雙重影響，同時，調整工資委員會評估框架，利用最低工資制度這一行政手段來盡可能縮小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觀望世界，真正文明的城市是應以實現關注基層勞工、保障勞動者利益以及關愛弱勢群體為目標，香港亦應以此來做自我要求。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