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着新學年開學季的到來,內地各院校已經開啟了錄取新生報到的程序。眾所周知的是,北上升學是不少港生的新選擇新出路,然而在這條北上求學的「取經路」上,第一道難關便是「健康驛站的名額」。一方面,北上升學的港生並不涵蓋在深圳市政府「人文關懷通道」的8類人之中,這便意味着他們必須要與數萬名旅客「拚運氣」,通過搖號抽籤,爭取深圳「健康驛站」每天2000個名額,不然就是只能選擇承擔直飛內地部分城市的天價機票(據悉,本周飛往內地部分城市的單程機票已高達1.2萬人民幣)。另一方面,抽籤搖中幾率過低,連日撲空的現象亦是屢見不鮮。據悉,今年約有1.3萬名港生赴內地升學或返校開學,其中僅靠文憑試升讀內地高校的香港新生就有近5千名,如此龐大的剛性的人群數目,若沒有政府的特別安排,僅靠抽籤搖號不啻於「望天打卦」、「癡人說夢」、「搖」遙無期。
這些莘莘學子既困於香港疫情又在兩地隔離檢測的政策中焦慮無助,失望至極。據悉,不少學生自7月下旬就不斷向香港有關部門尋求幫助,港府雖有回應但沒有落實任何解決手段。立法會議員楊永杰曾透露,在他接獲的近千名港生赴內地的求助之中,一名獲上海交通大學錄取的港生,因無法在8月24日即最後報到日期到校,在極度的壓力和情緒困擾下,不得不選擇放棄學位。與此同時,一位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就讀的胡同學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若自己無法成功「搖號」取得「健康驛站」名額,那麼就意味着在下月初如期返校無望,這將會迫使他面臨休學一年的境地。若因一個驛站名額、一間隔離房、一張飛機票,而讓北上求學的港生因此錯失及時入學的註冊時間而最終喪失學位、被迫休學或無書可讀,這不僅對不起他們十年寒窗苦讀,也會寒了百姓的心,挫了政府的高效形象。更為重要的是,港生北上內地求學既是他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事關香港社會發展和青年職業選擇的重要一環,也是有關未來大灣區建設的核心一步。若連港生北上求學的基本剛性需求都不能滿足,那談何關心青年發展,又何能讓人信服大灣區的融合交流和文化認同?
除了苦於北上的港生,南下求學的陸生也在面臨香港隔離政策而帶來的不便。尤其是來港攻讀碩士的同學,因港校不提供宿舍,他們不得不來香港租房,但因沒有住處,他們必須預定酒店進行隔離,這同樣使得部分經由海外回港的學生和旅客不得不一起「拚手速」,「競爭」香港有限的隔離酒店名額。此外,香港與內地的防疫關卡和有限的名額,還影響到了海外留學歸來的青年人,他們因複雜而繁瑣的兩地隔離政策不得不滯留香港。一時間,香港如同圍城,想離開的人走不了,想歸港的人回不來,坐於困城,不知何去何從。千頭萬緒,教育為大,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若是無法保證學生入學就讀,又何談「以民為本」?而與此同時,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做青年人的工作,要做人心回歸的工作,第一步就是要讓青年人改善對香港的觀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普通年輕人回家方便,讀書便利,在兩地的文化交流和事業發展上有良好的觸感,這些都是如何體現贏得人心,特別是青年人的起點。
香港本是內地通往世界的「橋頭堡」和「聯繫人」,而在疫情的困局下,卻無法疏通人員往來,使得解決通關問題「遙遙無期」,也使得抽籤北上的人「搖」遙無期。「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解決「通關難」的問題本質上是在考驗香港政府官員,在特殊公共衞生事件面前,是不是有作為,是不是敢作為,是不是能作為,有效地為民紓困,為民解難。縱觀新政府上台後的一系列通關舉措,我們不能說政府沒有主動作為:從增加通關名額,設置「人文關懷通道」,再到以抽簽搖號打擊黃牛倒賣驛站名額,進一步提高檢疫標準與內地同步……但香港政府還可以更好作為,更具有前瞻性地作為。實際上,港生赴內地求學受困於班機少、碼難搖等問題完全是可以提前預見的。直到內地高校開學將近,港生們求助無門才開始「亡羊補牢」,匆忙補救,實屬被動。
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意識到,北上通關之難,並不在於如何分配2000個通關名額,而是如何擴大名額數目的問題。如果說通關的關鍵在內地政府,除了優化分配問題,如何把名額的「蛋糕」在既不動用內地資源,也不給內地增加防控壓力的情況下做大做強,這才是港府要靈活進取,積極主動解決通關問題的關鍵所在。8月16日,立法會第二次前廳交流會舉行,不少議員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港生北上求學的困境表達了關注,並提出港府或應考慮採用「逆向隔離」的方式,利用河套方艙醫院的設施,使得需要北上的人群在香港就地隔離,在不佔用深圳健康驛站名額的情況下,增加通關名額。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曾把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招商引資,發展經濟,如今疫情僵局,而人員需求巨大,我們又是否可以拿出改革開放時期的實驗精神,將用於防疫的設施作為港深兩地的「疫情特區」,讓有需要北上或南下的人員先入住,形成隔離帶,使之成為互通兩地的緩衝地帶和特別通道,至於如何對這個「特區」進行管理以及以怎麼樣的標準來進行管理,兩地政府完全可以協商可以談判,進而成為港深合作以及大灣區聯動的另一種融合模式。
通關問題表面上人員流動和健康防疫的問題,實質上也是對政府的一道考題:是否可以在關鍵時期為民着想,做便民之事,行利民之治,讓解決通關之難變成通民心之本的手段和方式,這個考驗,新政府要扛得住,也得扛得好。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