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導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對外公布了關於「共創明Teen」計劃的實施細節，包括師友配對、青年人發展規劃和針對性的財政支持，其目標對象是來自弱勢社群尤其是居住在劏房的初中生。首批援助名額為2000人，每一位學生成員將會獲配對一名義務「友師」，在與之分享人生經驗的同時，樹立和培養青少年正確的理財觀。據悉，該計劃為期一年，每名學員可獲5000港幣的啟動資金，在友師指導下使用，在完成計劃後再會有額外的5000元獎學金。陳國基表示，該計劃目的是「推動學員開闊眼界，加強自信，訂下目標，從而力爭上游」。至於「友師」人手的招募上，則側重21歲或以上的在職年輕人，他們或可以在職場安排工作影子，並願意與青少年溝通，分享面對人生的挫折經驗。此外，該計劃還會邀請商界人士加入，組織發展具啟發性的團體活動，提供相關的贊助計劃。在該日的扶貧記者會上，奧運劍擊金牌得主張家朗、奧運乒乓球女團銅牌得主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等多位「星級導師」紛紛出席、「坐鎮」，試圖以他們個人經歷來鼓勵身處「弱勢」境遇的青少年，正面向上、積極競爭、樂觀堅強地為自己的未來搏出路。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然而，對於香港而言，跨代貧困是一個由來已久、根蒂並爛的「智齒」，無法徹底根除的同時，它還會時不時地冒出來，「發炎」、「紅腫」，甚至使得社會這一「肌體」會不可避免地遭遇大規模的免疫系統「感染」。在過往的社會研究之中，因跨代貧窮所帶來的貧困複製，社會向上流通機制稀缺，早已成為了香港社會的症候之一。政府經濟師James Vere供職香港大學期間，曾經根據2000年代的住戶統計調查，得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結論即「父親有專業工作，子女有約43%的機會同樣當專業工作」。香港教育大學學者周基利則利用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來對比青年入讀大學的比率，指出「富裕家庭子女較貧窮家庭子女可以相差達3.7倍」。城市大學學者何榮宗等人通過2021年跟訪77名受訪貧窮家庭，發現「家長是貧窮的青年子女，在出身後得到更好生活的機會較非貧窮家長的子女低67%」。
另一方面，早在董建華任職特首期間，跨代貧窮問題已經被提及。2008年時，港府便着手實施成立兒童發展基金。遺憾的是，歷經幾屆政府的努力，香港社會始終無法徹底擺脫貧富差距在代際傳播的複製和擴大，社會流動的通關不斷地被「淤塞」，社會活力也因此屢次遭到壓抑。2021年，港府發布了最新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它顯示出，2020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分別創下了自2009年及2010以來的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香港的總體貧窮人口在上升，而香港富人的人數也在增加。根據花旗銀行年初發表的《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本港「千萬富翁比2019年增加逾2％，多達51.5萬人」。可見香港的貧富懸殊正趨於擴大。筆者要指出的是，貧富問題從表面上來看是一個財富分配機制的問題，與住房貧困和受教育權利的保障息息相關，但其從根本上來看，是一個有沒有能力和渠道參與社會競爭和財富分配的問題，也是一個人有沒有得到公平公正的機會得以自我發展的問題。更為致命的是，除了所謂的貧富差距加劇和社會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社會活力衰退，跨代貧窮所帶來的隱患實際上已經為香港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2016年的旺角暴亂再到2019年反送中所引發的黑暴，那些受人蠱惑而衝鋒陷陣的青少年大多都來自於「弱勢」社群，他們感到不公而無處可以發洩，他們試圖尋找出路而發現無路可走，上街、街頭政治成為了他們覺得可以快速改變自我近況的手段，把暴力政治成為了自我成功的捷徑。社會的「混亂」由貧富差距而來，而人心的「撕裂」也指向了社會因差距過大而造成的無法共情和彌合。
「窮」應該只能作為一個短暫的、必須被顛覆的、相對性的狀態被社會所接受，而不應該成為永久的、代際傳播的、不容易被改變的、絕對性的狀態被大家所「共識」。要邁向「共同富裕」，就要解決大範圍內的「局部貧困」，要解決大範圍的「局部貧困」，就要敢於出手，對資本「改革」、對分配機制的結構來進行調整。「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講話時指出，「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而所有的「多一些」、「好一些」本質上都指向了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這就意味着，香港在貧富矛盾上的痼疾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必須攻克的地步。
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導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是李家超政府打響「打破代際貧困」的「第一槍」。雖然一萬元不足以讓一個弱勢學生家庭徹底脫貧，雖然為期2000人的一年計劃也無法徹底解決社會上所有弱勢家庭的困境，但這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新政府對於攻克跨代貧窮的決心和信心已然被廣大民眾所看到。共同富裕需要全體香港市民一起努力，而攻克貧富差距，解決跨帶貧窮，同樣也需要全體香港人一起參與。解決「窮之不義」的問題就是解決人之尊嚴的問題，就是重新恢復社會活力，保證人心穩定的問題，更是關乎香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沒有一個香港人可以置身事外，也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