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現為第十三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中國世界政治研究會會長、中華文化交流與促進會理事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曾被選舉為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SSC）副理事長、國際社會學會（IIS）副會長（兩届）、中華美國學會會長；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美國研究所所長、歐洲研究所所長。 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發展、全球化與中國道路、中美關係、中歐關係、台港澳問題。 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敘說》《西部經驗》《誤導與發展》《我們的時代：現代中國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合著）《本土全球化》《夢裡家國：社會變遷、全球化與中國道路》《家國天下：中國發展道路與全球治理》。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文明互鑒、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實踐很偉大，理論須深刻。 把文明互鑒、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背後的道理說清楚、講明白、論透徹，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說事，其次是講理，最後是論道。
第一，說事。 事不清理不明。學者有責任從各自角度把中國所發生的事說清楚。這裡也包括甚至特別重要的是歷史的延續性。首先就是說事，就是既分門別類又連續不斷地在事實層面把我們的故事說清楚。
說事層面，有個誰來說、對誰說、在哪說、怎樣說的問題。
誰來說？ 毫無疑問，在一個更加信息化甚至傳媒化的時期，說的人也不僅是學者，普通人都既是聽者也是講者，“每個人都是知識份子”（葛蘭西）今天更加彰顯和突出。 但是，“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的”（馬克思），今天每個人都在思考、都在發聲，所以也需要更多的平台、通路，讓更多的中國人來說中國的事。
對誰說？ 我們建立新中國、獲得國家獨立與人民解放，解决了挨打問題，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發展、改革，又解决了挨餓問題，現在和下一段要解决挨駡問題，要在世界上解决中國被污名化、妖魔化問題，這也不只是形象和輿論的問題。而解决形象和輿論的問題，首先是要對自己人把基本事實說清楚，即我們自己得清楚自己的道路和歷程的基本事實，使我們的自信建立在事實依據上。
在哪說？ 傳統的課堂、研討會、新書發布會，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場域，而今天社會越來越信息化，媒體已經深入到福斯尤其是青年的日常生活，故在哪說就需要與時俱進，不僅在課堂上、書本裡。
怎樣說？ 過去40年中，除了在自己的課堂、媒體、出版等平台對自己的聽眾觀眾受眾說之外，也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去講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外面的聽眾也有能客觀或相對理性地來理解的，還有人聽下來要麼出於傲慢偏見無知或者利益考慮而不理或不信。所以，怎樣說就很關鍵，僅憑事實，未必就總能勝於雄辯。這就涉及講理的問題。
第二，講理。講理既不是簡單地羅列事實，也不只是說話的技巧如何、外語水準怎樣、資金和科技是否足够等。講理，至少有這幾個層面：議題設定、規則製定、話語水准。如果議題已經提前定好（例如就只能踢足球），規則也已經定死（何謂犯規、進球、得分），就只是在狹義的話語層面去說去講去辯，未必會很有效。但如果把議題、規則、話語這三個層面綜合起來看，就有一個從語詞到概念，到命題和邏輯，最後是從理論到思想的內在結構，就不只是僅僅在狹義的話語層面編詞或翻譯等問題。 這當然不是說話語以及文風不重要，即使有理，也有個怎樣說怎樣講的問題，呆板、枯燥、生硬、僵化的教條式的文風，連普通群眾、廣大青年也是不能打動的。
第三，論道。在講理的基礎上，更有個論道的問題。一者事說不完、說不清，所以需要講理； 二者至少聽上去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背後的道是什麼，怎樣論道，這是特別重要也特別需要的。一方面，事不清理不明、理不明道不通，另一方面，無理事說不清、無道理講不通。今天要論述如何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並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何要文明互鑒並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有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問題。這裡，也有三個層面。
其一，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文明形態當然一定有自己的特色。當年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是因為不能照抄照搬，之後也一直強調普遍原則與具體實踐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中國特色就講得更多。中國特色既不是蘇式也不是西式，必然也必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樣才能發現並解决中國特殊的問題。離開了這一點，不僅中國這麼一個國家大、人口多、歷史長的社會不能走穩走好，即使是一些看上去小得多的社會，也要麼走不順，要麼不再成其為自己。
其二，中國式現代化和文明形態的普遍性。如果僅僅是有特色，即使很成功，那還只是一個個案、一個特例、一個“例外”。中國一方面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又確實“拓展了开发中国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就是說，它的背後是具有其普遍性因而是有參考性乃至推廣性的。本來，任何特殊性中也都包含著普遍性，儘管中國堅持不强加給別人別國我們的現代化道路與治理模式，既是對別人別國的尊重和對國際法或國際秩序的遵守，也是對自己發展道路與治理模式的審慎和我們優秀傳統文化應有的守護。但是，也不能因為這些就看不到中國特色所蘊含的普遍性。看到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也是說事時說明、講理時講清的內在要求。
其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優越性。如果再從四個自信的角度看，任何一個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廣、涵蓋的個體越多，那麼，至少很可能，其所蘊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如果是這樣來看中國五千年一路下來一直走到今天，儘管也經歷了很多艱難曲折、戰爭磨難，但這樣一個文明形態，既綿延不絕還不斷創新，不僅是發展的速度、規模、勢頭，而且其內在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特別是它所體現的包容性與親和力，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親情、互助、團結，在社會層面的彼此認同、社區安全和凝聚力以及堅韌性，這些東西比起看得見的“發展名額”甚至更重要也更關鍵。客觀上，經濟發展一定是有快有慢，生活水準也一定是有高有低，社會差距也會時大時小，各種問題也總是層出不窮，“發展起來比不發展起來問題還要多”（鄧小平）。論道不是在現象、經驗、觀察的層面說事，也不僅是在各個學科層面去講理，雖然這些都很重要，也還沒都說清、講好，但論道者，是要把普遍性原理性的東西弄懂闡明。例如“兩個結合”，個人的體會，第一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再生和新生。馬克思主義也可能並曾經被教條化，或者被誣衊化以後失去影響力，但是為什麼它卻在中國獲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個結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獲得了啟動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可以躺在博物館裡，或者被復古倒退為陳舊東西的辯護士。但是為什麼能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因此被啟動與弘揚？ 這是論道所需要回答的大問題。
這就需要在堅持四個自信的同時堅持開放、包容，在與其他文明的對話、交流、爭論、互鑒中，去說事、講理、論道，這樣才能也一定能走出文明互鑒、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