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剛
在近期反中亂港黑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審理中，黎智英處心積慮聘請英國大律師Tim Owen來港辯護，並獲法院批准，引起社會強烈質疑香港法院的有關裁審是否有違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在律政司三次上訴被駁回之後，特首李家超即時向中央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釋法，彰顯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威權的同時，積極主動履行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在司法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司法難題，進行符合憲法及基本法法定程序的釋法，完全是憲法賦予作為全國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的憲制責任與法定權力，也是基本法確立的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特別是是對香港特區司法系統依法運作的監督權。
基本法第158條明確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當特區政府及香港法院對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遇到疑慮時，就需要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進行符合憲法的清晰明確解釋。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五次釋法，對於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維護香港司法系統的有效運作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釋法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最高原則，也完全符合香港特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更加符合香港特區繁榮穩定的現實需要。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香港的長治久安、市民的福祉利益的根本保障。黎智英自知罪孽深重，別有用心地聘請海外律師出庭辯護國安案件，其邪惡的目的就是幻想將案件國際化，將涉及國家安全、特別是有可能涉及的國家機密公開化，意圖藉助國際反華勢力干涉以減輕罪罰。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的國安案件必然涉及事關美英當局如何操縱插手香港事務的國家機密，無人能夠確保英籍律師離開香港後，不會違背保密協議和職業操守，而屈從壓力向英國當局洩露中國國家機密，顯見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訴訟政治風險極高。至於全球絕大多數普通法系的國家與地區，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案件時，只會允許本國律師參與，這已經成為一項不成文的國際慣例，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亦理應遵守這種國際慣例，不能成為有異於國際慣例的“司法特區”。新加坡在司法運作中，明文禁止外籍律師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訴訟，也從未聽聞美英當局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案件時，會允許外籍律師參與。
黎智英國安案件自開庭以來，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律政司一連三次提出上訴，其核心目的就是在於案件的審理過程必須確保能夠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擁有全球最高效的司法及律師專業團隊，也有曾參與國家安全案件審理的專業律師，英籍律師既無在港參與國家安全案件訴訟的執業經驗，更加對以中文為法律範本的香港國安法一無所知，僅憑英文譯本參與訴訟，若果在審理過程中出現中英文譯本差異的質疑時，外籍律師顯然無法應對。
中共二十大明確提出進一步完善“一國兩制”的運行機制，其中也包括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香港司法運行機制。黎智英案也恰好凸顯出本港司法制度的短板，特別是凸顯香港司法系統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意識的淡薄。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踐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準則，就必須全面審視並進一步完善健全現行制度，確保香港的司法運作必須符合基本法與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而在涉及憲制性的法律問題上，只有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才可以真正堵塞有關法規執行機制上的漏洞，才能全面準確反映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民意。
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明確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絕對擁有對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最終解釋權，不論香港哪級法院，就算是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都只是香港特區的“地方審決”，並不能凌駕全國人大常委會之上，香港特區的司法系統在具有憲制尊崇地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面前，都屬於從屬的服從的地位。
國家現行有效法律有超過294件，包括憲法、憲法相關憲制性法律、如香港特區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等。所有法律都要與時並進和服務社會需要、符合社會期望與現實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或修正，正正是行使憲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落實中央對香港司法監督權，這既是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香港法治的客觀要求，更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選擇，所以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釋法合憲、合法、合情也合理。希望全國人大能夠對國安法清晰明確釋法，為香港由治及興的長遠發展保駕護航。
（作者係香港立法會議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