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琿

7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一句話尤其值得香港深思：“十五五”時期是科技強國建設的關鍵攻堅期。

“關鍵攻堅”四個字，不能只理解為多投科研經費、多建幾個園區，或多推出幾項資助計劃。它指向的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一次深層調整：原始創新要補強，科研成果要轉化，產業需求要牽引，青年人才要成長，科技金融要更有效，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前沿領域還要同步建立倫理和安全治理能力。

對香港而言，這場科技強國建設提出的不是一道抽象題，而是一道現實題：香港究竟只是國家科技發展的金融通道，還是能夠成為國家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和規則鏈中的功能節點？

過去香港談創科，常常離不開幾所大學、幾個園區、若干資助計劃和國際排名。這些當然重要，但已經不足以回答今天的問題。國家科技戰略正在從“補短板”走向“建體系”。在這個階段，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國際資本市場、知識產權保護、專業服務、國際科研網絡和跨境連接能力，若仍停留在傳統服務業邏輯中，只能算城市優勢；只有嵌入國家科技攻關和產業轉化體系，纔可能變成國家戰略需要的能力。

機會已經擺在面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首次位列全球第一。香港在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升至全球第四，在科技和知識維度表現靠前。這說明香港並不是站在國家科技發展之外等待紅利，而是已經身處全球最活躍的創新腹地之中。問題是，創新腹地不等於創新中心，排名提升也不等於產業成形。香港能否把這些優勢轉化為企業、產品、標準和市場，纔是接下來幾年真正的考驗。

香港並非沒有基礎。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24年香港創新活動統計》，本地研發總開支增至357.72億港元，研發人員超過4.7萬人；同年初創企業數量達到4,694家，僱用17,651人，均創歷史新高。InnoHK已形成兩大研發平台，匯聚30間研發實驗室和約3,000名研究人員；科學園、數碼港也聚集了一批創科企業。與十年前相比，今天的香港已經不再只是“有好大學、缺生態”的科研城市，至少已經具備了由科研、孵化、資本和初創企業共同構成的創科底盤。

但底盤不等於勝勢。香港最需要警惕的，恰恰是“看起來什麼都有”，卻在關鍵環節接不上。2024年香港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為1.13%，而全國同期為2.69%，廣東為3.6%，深圳更達到6.67%。這個差距並非簡單的投入多少問題，而是反映出香港企業研發和產業牽引仍然不足。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有實力，但工商機構研發開支仍低於高等教育機構，說明科研和產業之間的耦合還不夠緊。

這也是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時，香港尤其需要對照自身之處。香港不缺論文，也不缺專利和實驗室成果，真正容易“斷”的地方，是概念驗證、中試驗證、首批訂單、工藝優化和規模化生產。許多科研成果離開大學之後，既沒有足夠成熟的中試平台，也缺少願意承受早期風險的資本，更缺少能夠快速對接製造和市場的產業組織能力。若這一段接不上，創科就容易停留在展覽、論壇和新聞稿裡。

這也是北部都會區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重要性所在。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提出，新田科技城約一半土地用於創科，連同河套香港園區在內，將提供約300公頃創科用地、約700萬平方米樓面面積，規模相當於17個香港科學園。河套香港園區已進入實際運營階段，首批大樓已有超過60家企業落戶，出租率約八成。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擁有機會，把大學科研、中試空間、跨境產業協同和資本市場放在同一張空間版圖上推進。

但也正因為如此，河套和北部都會區不能再被當作普通土地項目處理。河套最怕的不是招商不夠熱鬧，而是入駐企業各做各的，最後變成一個漂亮的科技辦公區，而不是一個能夠產生中試、轉化和產業協同的創新場。香港需要更清楚地回答：哪些片區重點做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哪些片區承接生命健康，哪些片區服務微電子、新材料和先進製造？哪些項目由香港大學和科研機構牽頭，哪些項目與深圳製造能力對接，哪些項目可以通過港交所或香港創投基金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變成明確產業目錄、項目時間表和跨境協調機制，再大的樓面面積也可能回到傳統地產邏輯。香港過去最擅長的是把土地和金融資產化，但科技時代更需要把空間產業化。創科用地不能只看出租率，更要看中試線數量、企業研發投入、專利轉化、首批訂單、融資成功率和國際市場進入能力。

香港最有條件先做出成績的賽道，並不需要鋪得太散。人工智能是一條。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把人工智能置於前沿技術群體性突破的重要位置，同時強調倫理和安全治理。香港的機會不只是建算力中心。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第一階段已投入服務，算力將逐步提升至3,000 PFLOPS，並配套30億港元資助計劃。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圍繞算力建立模型測試、行業應用、風險評估、數據合規和國際規則對接能力。若只是買GPU、租服務器，香港很難與內地城市或國際雲服務商競爭；若能形成“大模型應用驗證+安全測評+國際合規”的平台，香港纔有獨特價值。

生命健康科技也是香港應當深耕的方向。香港有醫學科研基礎、國際臨牀網絡和資本市場經驗。港交所2018年推出第18A章後，已吸引一批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2025年推出“科企專線”，進一步便利特專科技和生物科技企業上市。特區政府也已預留資金推動生命健康科技發展。問題在於，香港若只把生命健康科技理解為融資平台，仍然不夠。真正有競爭力的生命健康樞紐，必須同時具備醫學科研、臨牀驗證、數據治理、知識產權保護、監管溝通和資本支持。尤其在創新藥、AI醫療、真實世界數據和跨境臨牀研究方面，香港完全可以成為內地與國際規則之間的可信接口。

微電子、新材料和先進製造則更考驗香港能否突破舊有想象。香港不可能、也不需要重回大規模低成本製造。但國家科技強國建設需要的不只是終端量產，也需要工藝開發、小批量試產、可靠性驗證和國際市場準入。香港微電子研發院已經成立，中試線將設於元朗創新園微電子中心；政府也推出新型工業化加速計劃和創科產業引導基金。香港要補的不是傳統工廠，而是“工程化能力”。科研成果能不能走出實驗室，很多時候就卡在這一段。

科技金融同樣需要重新定義。香港資本市場成熟，港交所18A、18C和“科企專線”都為科技企業打開了制度空間。但如果香港把科技金融理解為“幫助企業上市”，那仍然太晚。科技企業最缺資金的時候，往往不是上市前夕，而是在概念驗證、中試驗證、首批訂單和商業模式尚未完全清晰的階段。香港真正要補的是耐心資本和早期風險定價能力。政府基金、創投資本、產業資本、大學技術轉移基金和港交所融資通道之間，必須形成更順暢的接力，而不是各自為政。

這也涉及人才。習近平主席強調，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動窗口期，積極引進海外優秀青年人才和團隊。香港近年輸入人才政策成效明顯，本屆政府推出新人才政策後，已有超過23萬人來港工作和發展，高才通申請和獲批數量也相當可觀，其中不少申請人具有創科相關背景。但科技人才不是來了就會留下，更不是留下就會成事。對青年科研人員而言，簽證便利只是第一步，實驗室、團隊、經費、住房、子女教育、成果收益安排、創業支持和跨境工作便利，才決定他們是否把香港視為長期事業平台。

香港的人才政策必須從“搶人”升級為“組織科研”。真正的科研組織能力，體現在能否讓一個青年科學家在香港找到穩定團隊、先進設備、產業場景、資本夥伴和國際合作網絡。否則，香港可能短期吸引人才，卻難以沉澱團隊；可以增加人口流入，卻無法形成科技生產力。

更值得香港重視的是規則優勢。科技強國建設不僅是技術和產業問題，也是規則和治理問題。人工智能大模型、跨境數據、生命科學、低空經濟、數字資產、出口管制和科技企業出海，都牽涉複雜法律、倫理和合規挑戰。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強調加強科技倫理和安全治理、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這正是香港能夠發揮差異化作用的地方。

香港過去是貿易和金融規則的接口，未來應成為科技規則的接口。低空經濟監管沙盒、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風險測評安排、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流動便利措施，已經顯示香港具備在新興技術領域進行規則試驗的基礎。下一步，香港可以更主動地建立人工智能模型測評和審計機制、生命健康數據與倫理評估平台、跨境樣本和數據合規通道，以及面向科技企業出海的知識產權、制裁合規、出口管制和爭議解決服務。這樣，香港的普通法、仲裁、專業服務和國際市場信譽，纔會轉化為科技時代的制度資產。

今天討論香港創科，最怕兩種極端。一種是過度樂觀，以為國家支持之下，香港自然受益；另一種是過度悲觀，以為香港產業底子薄，註定難以在科技競爭中有所作為。兩種判斷都過於簡單。國家支持是真實的，香港基礎也是真實的，但窗口期不會為猶豫者停留。深圳、廣州、上海、北京、蘇州等城市都在快速補強科研、製造和資本鏈條，國際科技規則也在加速重塑。香港若推進太慢，即使身處最好的創新集群，也可能只成為旁邊的服務城市，而不是核心節點。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過去更多被理解為貿易、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科技強國建設進入關鍵攻堅期後，這八個字需要有新的落點。背靠祖國，不能只是等待政策紅利，而是要主動進入國家創新鏈和產業鏈；聯通世界，也不能只是替企業融資或辦展會，而是要把國際資本、科研網絡、普通法制度和規則服務，轉化為科技企業真正用得上的能力。

香港這一輪機會的核心，不是再證明自己有多少優勢，而是把這些優勢接成一條能運轉的鏈。北部都會區、河套、InnoHK、科學園、數碼港、港交所、創科基金和人才政策，如果仍是各自發力，香港的創科轉型就會被切成許多漂亮但分散的片段；若能圍繞少數戰略賽道形成研發、中試、製造、融資、合規和出海的閉環，香港纔可能在國家科技強國建設的關鍵攻堅期，形成不可替代的角色。

這一輪機遇不會因為香港擁有獨特製度而自動到來。制度優勢只有被使用、被組織、被嵌入國家戰略和國際市場，纔會真正產生價值。對香港來說，科技強國建設不是遠在北京的宏大敘事，而是一次重新定義城市功能的現實考驗。抓住了，香港可以從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升級為科技時代的國家戰略接口；錯過了，再多概念和口號，也難以改變邊緣化的風險。

（作者係新加坡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