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健慈

7月14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香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學者，筆者全程聆聽了會長鄧中華、副會長王振民教授及副會長韓大元教授的發言，感受最深的是香港法治話語體系的一次重要轉向：我們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論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不僅是憲制責任，更是全球最講人權、最溫和的制度設計；“安全”二字，並非壓抑自由的枷鎖，而是護航發展的翅膀。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在致辭中，回顧了這一歷史性轉變的制度脈絡。他指出，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作出全面部署，明確要求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此後，《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繼出台，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等機構先後設立，香港維護國安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鄧中華強調，安全已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社會各界要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全面實施的機遇，在特區政府帶領下，以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

會上，王振民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法理判斷：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是漫長的、漸進的過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一判斷打破了部分人希望“盡快了結”國安法制的幻想。從比較法的視野看，美國建國兩百餘年來不斷完善國安法律，近年更趨泛化；英國從2016年《調查權力法》到2025年仍在審議《國家安全（國家威脅）法案》，立法密度極高。王振民指出，西方國家在國安問題上，行政機關提出建議，立法機關密切配合，反對者即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反觀香港，我們僅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這場二戰後最嚴峻的安全挑戰後，才進行“防禦型”立法，這本身就帶有極大的克制。

更值得關注的是，王振民將《香港國安法》定性為“最低程度”立法，既未泛化安全，亦未追求絕對安全。他以“辣度”作比：美英國安法是“最辣、最烈”，歐盟是“中辣”，香港只是“低辣”。筆者認為，這番話道出了“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的獨特智慧：我們尋求的是在發展與開放中維護安全，而非為了絕對安全去犧牲自由。正如鄧中華會長致辭所言，社會各界要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機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這裏的“高水平”，絕非指刑罰的嚴苛，而是指法治的精準與文明的領先。

數據不會說謊：180人定罪與“最保障人權”的底氣

或許有人會質疑，“最溫和、最保障人權”是否僅為宣傳口號？王振民以令人信服的數據對比給出了回應。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至今，因危害國家安全被定罪者為180人。而2011年英國倫敦暴亂僅持續5天，起訴3,103人，定罪2,138人；2021年美國國會山莊暴亂持續1天，被捕1,575人，定罪1,126人。這組數據極具衝擊力：香港面臨的是長達七個月的暴亂，但在法律實施的近六年間，我們打擊的對象極其精準，真正做到了“打擊極少數，保護750萬市民”。

這180宗定罪，無一不是鐵證如山，經法庭長時間審理，每個證據反覆檢視。王振民反問：“這個比較如何解釋人權和自由？”答案不言自明。《香港國安法》確實交出了一份兼顧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亮麗答卷。這也是他敢於說出“比他們做得好很多”的底氣所在。

“要麼在餐桌上，要麼在菜單上”的警醒

王振民在演講中引述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的“餐桌與菜單論”，讓筆者心頭一震。今日我們能在冷氣房內安穩地討論法律條文，背後是無數人負重前行。安全如逆水行舟，一旦鬆懈便會後退，失去後極難復得。

在當今國際地緣政治急劇惡化、外部打壓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法律是我們保護自己的武裝。王振民提醒，要根據安全威脅的變化，從執行機制和配套法律兩個層面繼續完善制度。這其實是國際慣例：新加坡的國安機構若懷疑有人犯罪，可不經法院直接拘押長達兩年，且無次數限制，這些“最辣”條款均未在香港國安法律中出現。由此可見，香港的法律制度始終在維護國家主權與保障個人自由間尋求最優平衡，用的是防禦性工具，而非進攻性武器。

憲法為基，安全與發展的有機統一

如果說王振民教授側重於比較法下的制度自信，韓大元教授的發言則從憲法高度，闡釋了安全與發展的深層邏輯。韓大元尖銳指出當前國際上存在的人道主義危機，強調中國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做到了良好平衡。這正是我們統籌高質量安全與發展的宏觀背景。

習近平主席關於“發展和安全同等重要”的論述，被韓大元引入香港治理的語境中：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必須在發展中護安全，以安全作前提。尤為關鍵的是，韓大元重申了憲法作為根本法的最高地位。《香港國安法》強調尊重人權，不僅是政策宣示，更是嚴格符合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相關國際公約規定的法律義務。香港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時，遵循程序正義，保障各項訴訟權利，相關判例已為國際司法機關提供了合理平衡的參考。

長久以來，部分人總將安全與自由放在天平的兩端對立起來。但這次宣講會清晰地傳遞出一個信號：在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法治已成為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一個沒有安全護航的城市，注定會淪為動盪的“菜品”；而一個擁有高水平安全保障的香港，才能真正做到如韓大元所言——“開放包容，充滿活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的餐桌上穩佔一席。筆者深信，當“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與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深度融合時，香港迎來的，將是真正無後顧之憂的高質量發展。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治・教育科技促進會會長、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