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穎穎   夏泉

記憶與話語權，二戰歷史正義的攻防戰

2026年是東京大審判80周年。近年來，二戰記憶在美西方政治與輿論體系中悄然發生修正主義轉向，不僅表現為對戰爭責任與正義譜系的重構，更體現為一種服務現實戰略利益的“修正記憶”，其核心在於以敘事操控塑造歷史合法性，以為美西方主導的地緣戰略擴張與價值輸出提供道義支撐。其主要表現途徑有三：一是以“普世價值”包裝的意識形態重構。在西方學術與政治話語中，二戰被描述為“自由民主對抗威權專制”，突出“美軍主導”“西方民主國家勝利”的簡化敘事，將中國與蘇聯（俄羅斯）排除在“勝利者的正當性”之外。二是弱化中國戰場，忽視中國的重要貢獻。中國從1931年起長期抗擊日本法西斯，但在美西方主流敘事中，中國戰場被視為“區域衝突”。三是由“淡化蘇聯貢獻”走向“抹黑蘇聯”。冷戰期間，美歐逐步將蘇聯從“二戰盟友”轉變為“意識形態敵人”，刻意淡化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中的決定性貢獻。近年更是出現了“蘇聯與納粹同負戰爭罪責”的歷史修正主義敘事。如2019年歐洲議會《關於歐洲歷史記憶重要性的決議》出現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在二戰爆發中的責任並列的敘事。

事實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中美蘇英同盟國共同抗戰的成果，中國與蘇聯分別在東方與西方戰場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對二戰記憶的異化，不僅消解了人類文明反法西斯的共識，也動搖了戰後國際秩序的歷史正義基石。

消解二戰正義譜系，為美西方霸權奠基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以中、美、蘇、英為核心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共同規劃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藍圖。隨後，該秩序以《聯合國憲章》為法理支柱，制度化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反對侵略戰爭、集體安全機制等基本原則，構成戰後國際關係的核心規範基礎。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不僅源於戰時同盟國之間的戰略協調，更深植於中蘇等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與制度性貢獻。作為決定性戰勝國，中蘇理應在戰後秩序中擁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正當性與制度話語權。這一現實既是歷史的邏輯延續，更是國際法理的應有體現。

進入21世紀，尤其在俄烏衝突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敘事日益強化，試圖削弱中俄作為二戰戰勝國在戰後秩序中的法理地位，轉而以“自由民主陣營”一家獨大。在美西方主流教科書與政治話語中，蘇聯常被等同於納粹德國的極權政權，中國的十四年抗戰亦被邊緣化為美援主導的次級戰場。同時，西方智庫以“制度更新”為名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結構重構，主張削減否決權，倡議“民主聯盟安理會”，意在弱化戰勝國機制的合法性，推動以“民主共識”取代“戰勝國法理”。實質上，這是對雅爾塔體系的制度成果去中心化，體現了一種藉制度改革之名重塑國際規則、歪曲歷史正義的戰略霸權邏輯。

美西方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意圖在於將“記憶主權”轉化為“霸權正當性”。通過有意淡化中俄作為戰後秩序締造者的歷史地位，美西方妄圖製造出一個“歷史空場”，以嵌入新的戰略敘事邏輯，進而將中俄塑造為“制度挑戰者”，自身則標榜為“自由與正義的捍衛者”。這種敘事將當代國際矛盾虛構為“民主對抗威權”的道義衝突，其邏輯基礎並非現實格局，而是對二戰記憶場域的前置改寫。在此話語體系中，戰後秩序正從“多邊共識”轉向“西方價值聯盟”，使美西方在全球軍事干預、外交孤立與經濟制裁中的行為獲得文化與歷史的合法性遮蔽。從俄烏衝突到台海危機，“價值觀同盟”已然成為西方敘事的核心話術，其實質在於重塑一部以“西方民主國家勝利”為核心的二戰史敘事，為美國主導的西方霸權披上“歷史正義”的外衣，以掩蓋其現實中的地緣擴張與制度排他性。

二戰記憶“去中國化”，遏制中國崛起

中國作為二戰東方主戰場，長期獨立堅持對日作戰，在牽制日本法西斯主力、延緩德意日法西斯全球戰略協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之一。1943年《開羅宣言》明確將中國與美國、蘇聯、英國並列為“四大國”，確立其作為戰後國際秩序共同締造者的地位。中國軍民在十四年抗戰中頑強抵抗，對日本兵力形成有效鉗制，為盟軍戰略部署贏得了關鍵時間窗口和地緣緩衝空間。從制度構建與戰爭貢獻的雙重維度看，中國不僅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勝利方，也是雅爾塔體系確立過程中具有實質性推動作用的歷史主體。

然而，在當代美西方主導的二戰國際記憶體系中，東方戰場尤其是中國戰區的戰略地位與重要歷史貢獻，長期被系統性邊緣化。美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敘事不斷淡化中國貢獻，構造出一個以歐洲戰場為主軸、太平洋戰場為美軍主導的“西方中心史觀”，將中國抗戰邊緣化為“區域性抵抗”或“受援者角色”。這種記憶機制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在戰後秩序構建中的歷史地位，也為美西方當今在國際輿論中限制中國話語權提供了歷史合法性偽裝。

美西方二戰記憶“去中國化”的首要機制就是“時空遮蔽”策略。西方主流教材普遍將二戰起點界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或1941年底日本襲擊珍珠港，忽略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長期孤軍抗戰。美國部分教科書甚至將中國戰場歸類為“區域衝突”或“附屬戰線”。此外，西方敘事還通過“因果倒置”的方式重構戰爭勝負邏輯。主流輿論廣泛傳播“原子彈終結太平洋戰爭”的敘事，將美軍對廣島、長崎的核打擊塑造成太平洋戰場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刻意淡化中國長期牽制日軍主力的戰略意義。由此，中國被剝奪了最早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道義地位，並被排除出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這種處理不僅降低了中國對戰爭勝利的貢獻，也使得美西方二戰敘事天然佔據“戰爭主導者”的話語高位。

美西方這種歷史修正主義旨在將“去中國化”的二戰記憶，轉化為遏制中國崛起的輿論基礎。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歷史地位本應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角色提供正當性資源。然而，美西方通過“弱化抗戰─邊緣中國”的修正主義路徑，試圖在歷史層面削解中國的道義基礎與法理正當性。這種歷史重塑不僅在國際話語中削弱中國的制度性影響力，也為美西方“價值觀聯盟”對抗中國崛起提供歷史遮蔽。此外，這種偽史觀也在東亞輿論中助長“反中敘事”的蔓延，製造對中國戰勝國地位的“歷史迷霧”。例如，日本右翼政客持續質疑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性作用。

歸根結底，二戰記憶“去中國化”的本質是美西方試圖在二戰記憶層面掩蓋中國崛起的歷史合法性支撐，解構中國在東亞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從而在道義層面為美西方對華戰略圍堵提供正當性包裝，最終服務於美西方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

為日本脫責，為“台獨”張目，為重返亞太造勢

美西方最具戰略操作性的歷史修正主義，便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責任的“系統鬆綁”，以及對“台獨”勢力的歷史話語支撐。這種修正主義具有明顯的“雙軌結構”：一方面為日本侵略戰爭“去罪化”，另一方面則通過“去中國化”話語為台灣問題製造“歷史例外”，為美國亞太戰略部署提供合法性包裝。

在日本問題上，美國在“印太戰略”背景下對右翼修史表現出容忍甚至默許態度。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持續通過教科書、紀念館、政治話語等手段重構戰爭敘事。例如，靖國神社將侵略戰爭美化為“亞洲解放”，弱化日本加害責任。安倍晉三等政要頻繁公然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意圖通過否定戰後秩序的正當性，推進日本在地區安全格局中的“正常化”角色。美方則將日本重新定位為“自由秩序的守護者”，以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推動其在對華遏制中的前沿作用。

在台灣問題上，美西方則通過默許“台灣史去中國化”敘述，為“台獨”勢力虛構歷史正當性。台灣內部通過課綱改革與紀念機制，逐步邊緣化中國抗戰記憶，弱化日據殖民的壓迫屬性，並否定戰後接收台灣的正當性，轉而強調“台灣主體性”與“戰後斷裂”。這種敘事與西方“台灣地位未定論”相呼應，意在削弱《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確立的歷史法理基礎，為“台獨”主張披上“歷史合法性”的外衣。

此外，美日在歷史記憶層面的共謀具有明確的戰略指向。美國主要智庫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等將日本視為“價值觀盟友”，將台灣塑造成“民主前沿”，藉此構建一種新的亞太安全敘事框架。日本由此從戰爭責任國“轉化”為“印太穩定支柱”，而台灣則被敘述為“未竟國家”的歷史遺產。

本質上，這一系列歷史修正主義操作構成對戰後秩序的系統性解構。它不僅掩蓋了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歷史地位，更是挑戰了以聯合國憲章、《開羅宣言》等為基礎的國際法架構。美西方借歷史記憶的“戰略漂白”，實質上是以修正二戰記憶支撐印太戰略擴張，將現實亞太地緣政治目標包裝為“正義干預”。

以史為鑒，堅守文明秩序根基

歷史不是權力的附庸，也不應成為政治的幻術。當記憶被剪裁、史實被篡改，人類就可能再度陷入混亂與災難。美西方當下推動的歷史修正主義，不僅顛覆史學規範，更是戰略意圖的延展，試圖通過“歷史修正”重構“世界權力地圖”。

今年是東京大審判80周年，二戰記憶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當下與未來。守住對戰爭正義的認知底線，捍衛聯合國體系確立的國際秩序，應是國際社會堅如磐石的文明基準。在美西方修正主義的裹挾面前，歷史學者的責任與良知是挺身而出，以文為鋒，以史為鑒，捍衛歷史真實，捍衛世界和平正義。

（作者係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生；暨南大學中央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