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琿

香港特區政府今年7月表示，目前沒有計劃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政府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年齡怎樣準確覈驗？境外平台如何執法？限制過嚴會不會影響資訊流通和創新科技生態？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答案。

年齡可以是一道門檻，真正決定安全程度的，卻是孩子跨過門檻之後，平台會向他們展示什麼、允許誰接觸他們，又如何利用他們的注意力賺錢。

真正該限制的，是那些專挑未成年人脆弱點下手的機制——無限滾動、行為畫像、情緒操縱、陌生人私信，以及只為延長停留時間服務的推薦算法。青少年正常連接、學習和表達的能力，本就不該成為犧牲品。

賬號刪了，風險沒走

全球治理青少年社交媒體，大致有幾種手段：劃定最低年齡、覈實用戶年齡、關閉高風險功能，以及要求平台對傷害結果負責。

其中，年齡禁令最容易解釋，也最容易贏得焦慮家長的支持。它為家庭提供一條統一邊界，緩解“別人家的孩子都有賬號，我的孩子沒有會不會被排斥”的壓力。問題在於，禁令管住的往往只是賬號。

澳大利亞的早期數據值得琢磨。禁令實施三個月後，10至15歲孩子擁有受限制平台賬號的比例從52.4%降至42.1%，但過去四周實際使用過相關平台的比例只從85.9%降至81.5%。

更讓人不安的是，不知道子女仍在使用社交媒體的家長比例，反而從23.3%升至33.3%。睡眠、心理狀態、體育運動、家庭相處和社區參與，也暫時沒有明顯變化。

澳大利亞網絡安全專員的三個月評估報告寫得剋制，卻藏不住一個信息：賬號是刪了，風險沒有跟着離開。

孩子可以虛報年齡，借用家長賬號，繼續觀看無需登錄的內容，也可以轉向通訊軟件、遊戲平台和人工智能聊天服務。監管一旦只盯着“社交媒體賬號”，風險便會從看得見的地方流向更隱蔽的角落。這正是澳大利亞經驗暴露出的監管漏洞。

三個月當然不足以為一項重大政策蓋棺定論，但已經足以提醒香港：刪除多少賬號，不能成為衡量政策成效的主要指標。

香港不缺提醒，缺的是平台責任

香港是一個高度數碼化的城市。2025年，96.9%的住戶接通互聯網，10歲及以上人口的互聯網使用率達到96.4%。網絡早已融入學習、消費、娛樂和社交。要求青少年徹底離開網絡，既不現實，也與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方向相沖突。

風險同樣擺在眼前。衛生署2024/25學年的數據顯示，41.8%的小學生和81.1%的中學生，在一般上課日使用互聯網或電子屏幕娛樂兩小時或以上。

想象一個並不陌生的午休場景：幾名學生圍坐一桌，各自盯着豎屏，偶爾擡頭夾一口飯，彼此交流的方式，是把剛刷到的視頻推到同伴面前。81.1%不再是紙面上的比例。屏幕已經成為這一代人呼吸的空氣。

當然，這項調查涵蓋手機、遊戲、電視和其他電子屏幕，並非社交媒體專項數據，也不能證明社交媒體直接造成心理問題。但它至少說明，問題早已超出個別家庭“有沒有管好孩子”的範圍。

香港並非沒有行動。教育局推出了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學校不斷提醒網絡欺凌、資料私隱和虛假信息，衛生部門也向家長提供屏幕時間建議。現行法律可以處理兒童色情物品、淫褻內容、起底、勒索和刑事恐嚇。

這些措施大多發生在傷害已經出現之後。一名陌生成年人向兒童發送色情信息，可以觸犯法律；一個推薦系統連續向情緒低落的少年推送自殘、極端減肥或絕望內容，卻未必觸碰某一條清晰的法律紅線。前者有執法機關負責，後者常被企業解釋為“用戶興趣”。

這正是香港現行制度的空白：我們能夠處理違法內容，卻很少追問產品為什麼會把孩子帶到那裏。

香港對實體玩具早有安全標準。生產商不能把危險玩具投放市場，再告訴父母必須好好教育孩子使用。數字產品每天進入兒童的臥室、書桌和情緒世界，卻主要依靠家長監督和企業自律。這種制度落差已經很難解釋。

先讓平台交出數據

與其急着爭論年齡紅線畫在13歲、15歲還是16歲，香港更該先做一件有能力做、也早該做的事：要求平台接受獨立審計，並公布結果。

年齡覈驗究竟有多少次被繞過？未成年人每天收到多少來自陌生人的私信？推薦系統把多少極端減肥、自殘或賭博內容推給兒童？平台接到投訴後要多久才處理？青少年被限制後，又遷移到了哪些服務？

這些數字目前大多藏在科技公司的服務器裡。政府、學校和家長只能從個案中猜測全貌，平台卻掌握着完整數據。沒有強制披露，所謂企業責任便很容易停留在新聞稿上。

在審計基礎上，數字政策辦公室可以牽頭，把衛生署、教育局、私隱專員公署、學校、社工和青年代表拉到同一張桌上，制定《未成年人數字產品安全守則》。先為用戶規模大、未成年人使用率高的服務設定底線；企業自願守不住，再引入具有約束力的安全責任、罰款乃至服務限制。

監管範圍也不能只看平台自稱什麼。短視頻、直播、通訊軟件、網絡遊戲和人工智能陪伴服務，都可能擁有無限滾動、陌生人接觸、公開定位、虛擬打賞和個性化推薦。下一種傷害兒童的產品，未必還會叫“社交媒體”。

13歲以下兒童原則上不應擁有普通社交賬號。13至15歲的用戶可以使用受保護版本：賬號默認私密、關閉陌生人私信、禁止行為廣告和公開定位、限制直播及打賞、隱藏公開人氣指標，併為無限滾動和自動播放設置停止點。16至17歲可以擁有更大自主權，但對成年人接觸、敏感畫像和高風險推薦的防護仍應保留。

如果只是把成人產品刪掉幾個功能就塞給孩子，那不叫保護，叫偷懶。平台必須從寫下第一行代碼開始，就記得屏幕另一端的用戶可能只有13歲。

覈驗年齡，別順手監控身份

年齡覈驗是一道繞不過去的技術關，也可能成為新的私隱陷阱。

私隱專員公署參與的一項全球巡查涵蓋876個兒童常用網站和應用程序，只有45%設置了年齡識別措施；在已經設置的服務中，72%仍可被繞過。雖然這不是香港平台的專項調查，但結果足以說明，要求用戶自行填寫出生年份，基本等於沒有核驗。

香港可以研究利用“智方便”的身份認證基礎，或由獲認可的第三方簽發匿名年齡憑證。一般情況下，平台只需知道用戶是否成年；確須實施分齡功能時，也只應得到必要的年齡組別。姓名、身份證號碼和確切出生日期應留在可信認證機構，不能流入商業平台。

憑證還必須做到不可跨平台追蹤。科技公司不能一邊聲稱保護兒童，一邊利用年齡資料建立更精準的廣告畫像。

私隱專員公署和數字政策辦公室已經為學校推出保障個人資料的人工智能沙盒。這個現成機制可以進一步測試匿名年齡憑證、未成年賬號默認設置和推薦算法。香港在金融監管中熟悉風險評估、沙盒測試和持續披露，沒有理由到了兒童數字安全領域，就只剩下“呼籲企業自律”。

放下手機之後呢？

平台責任再重要，也解決不了全部問題。

衛生署數據顯示，93.6%的香港學生沒有達到每天至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運動的建議。孩子少刷一小時手機，不代表他就有一塊方便使用的球場、一項家庭負擔得起的興趣活動，或者一位下班後仍有精力陪伴他的家長。

因此，社交媒體治理不能只發生在屏幕上。圖書館、體育設施、青年中心、藝術活動、安全的公共空間，以及學校社工和心理支援，同樣是數字政策的一部分。現實生活若不能提供連接、參與和成就感，平台就會繼續填補那個空洞。

說實話，就算制度搭得再周全，也只能管住平台，管不住每一隻在深夜被窩裏偷偷伸向屏幕的手。

所以最後仍要追問：當孩子放下手機，香港準備讓他們走向哪裏？如果現實世界沒有同樣有吸引力的友誼、空間和機會，我們憑什麼要求他們離開算法？

香港要管住算法，也要接住那些從算法裡掉出來的孩子。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