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陳柏琿 | 新加坡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近日，投資服務公司Vistra Fund Solutions和DealStreetAsia聯合發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新加坡的投資「摩擦指數」為0.32，在15個亞太國家和地區當中最低，香港則緊隨其後。「摩擦指數」越低，投資的挑戰越小，越易於進入和開展業務，這主要是因為監管透明、治理標準完善、市場基礎設施成熟，以及制度強勁。這項調查也探討各亞太市場的投資機遇，新加坡在「機會指數」方面獲得0.71的高分。在這套0至1的標準化評分中，香港的投資機會得分略低於亞太區基準線0.64，但由於其「摩擦指數」為0.33、僅次於新加坡的0.32，所以香港被歸入「低摩擦、但機會更偏選擇性部署」的市場類別。

這份報告所揭示的，不僅是一組數據排名，更是亞洲金融版圖深層變化的縮影。近年來，全球資本市場正經歷一場深刻重組。地緣政治、產業鏈重新配置、美元利率周期變化、科技革命和財富管理需求上升，正共同改變國際資本在亞洲的流向。在這個過程中，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經常被放在同一張比較清單上：誰更開放，誰更便利，誰更有吸引力，誰更適合國際資本落戶。

然而，若僅以「誰取代誰」「誰勝誰負」的思維觀察新加坡與香港，反而會錯失亞洲金融版圖變化的本質。事實上，兩者既有競爭，更有分工；既爭奪資本、人才和制度聲譽，也分別承擔著不同的區域功能。新加坡更多體現為亞洲資產配置中心，香港則更鮮明地體現為中國資本連接中心。一個面向東南亞、印度、中東及全球多元資產配置，一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服務國家高水平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兩者共同構成亞洲金融體系中的「雙樞紐模型」。
 

雙樞紐不是「雙城記」，而是亞洲資本結構變化的縮影

過去數十年，亞洲金融中心的競爭主要圍繞銀行、證券、外匯、上市和財富管理展開。今天，這種競爭已經進入更深層的制度競爭階段。國際資本不僅問「哪里收益高」，更問「哪里規則清楚、退出順暢、合規可控、資金能進能出」。換言之，資本不只追逐機會，也追逐確定性。

新加坡的優勢，在於它提供了一套高度穩定、清晰、國際化且區域中立的制度平台。它沒有龐大的本地市場，卻通過東南亞、印度、中東和全球家族辦公室網絡，成為跨區域資產配置的中樞。根據新加坡《商業時報》引述MAS年度報告和《Singapore Asset Management Survey 2024》，新加坡資產管理規模在2024年底達到6.07萬億新元，同比增長12.2%，首次突破6萬億新元；其中77%的資金來源於新加坡以外，88%的資金投向新加坡以外，說明其核心功能並非本土投資，而是全球資本的亞洲配置平台。

香港的優勢，則在於它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區域金融中心，而是中國與世界之間高度制度化的資本介面。《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港元可自由兌換，並保障資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進入及流出香港的自由流動。香港金管局的聯繫匯率制度自1983年實施以來，通過貨幣發行局機制，把港元穩定在7.75至7.85港元兌1美元區間內，並被金管局視為香港貨幣與金融穩定的基石。這種「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普通法制度+內地連接」的組合，是香港最難被複製的制度資產。

因此，新加坡與香港的競爭，不應被理解為一場簡單的金融中心排名競爭，而應理解為亞洲資本體系的雙中心分化：新加坡解決的是「全球資本如何配置亞洲」，香港解決的是「中國資本如何聯通世界、國際資本如何進入中國」。
 

新加坡的核心能力：低摩擦的亞洲配置機器

新加坡之所以在Vistra框架中獲得較高機會指數，並非因為其本地經濟規模特別大，而是因為它完成了從「城市國家」到「資本配置國家」的功能躍升。

首先，新加坡擁有高度成熟的基金、稅務、合規和專業服務生態。其VCC，即「可變資本公司」制度，已成為國際基金、家族辦公室和另類投資平台的重要載體。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制局（ACRA） 說明，VCC是新加坡投資基金的公司結構，自2020年1月14日起實施，可補充既有投資基金結構。這一制度的意義，不僅在於設立便利，更在於它把基金管理、子基金隔離、會計審計和監管要求組合成一套可複製的基金工業化平台。

其次，新加坡的國際定位具有「中性溢價」。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一些國際機構和家族資本更願意選擇被視為中立、穩定、親商業的司法轄區作為亞洲總部。新加坡因此吸引了大量資產管理人、私人銀行、家族辦公室和區域總部。它不必承擔連接某一超大經濟體的單一壓力，反而憑藉多元連接能力，在東盟、印度、中東、歐美之間建立起廣泛資本網路。

第三，新加坡的增長機會來自「外部市場內嵌」。新加坡本地人口和市場規模有限，但其資金來源與投資去向高度國際化，正好說明它不是依賴本土增長，而是把亞洲增長納入其資產配置體系。其機會指數高，主要來自東南亞、印度、私募市場、家族財富、數字金融和跨境基金管理等領域的外部機會。
 

香港的核心能力：低摩擦的中國資本門戶
 

與新加坡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並非「區域中立」，而是「制度連接」。香港之所以不可替代，不是因為它沒有競爭壓力，而是因為它承擔著國家高水平開放中一個獨特角色：在「一國兩制」下，把內地市場的深度、國家戰略的方向和國際資本的規則連接起來。

香港擁有三個層面的樞紐功能。

第一是資本市場樞紐。香港股票市場不僅服務本地企業，更服務大量內地企業和新經濟公司。港交所資料顯示，自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以來，已有超過430家新經濟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資超過1,500億美元，其中包括生物科技、醫療健康及特專科技企業。2025年香港錄得119宗IPO，集資超過2,850億港元，全球排名第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6年亞洲私募股權論壇演講中指出，活躍的公開市場和IPO表現為私募股權生態提供了更清晰、更可信的退出路徑。

第二是財富與資產管理樞紐。香港證監會《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Activities Survey 2024》顯示，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AUM在2024年底達到35.142萬億港元，同比增長13%；2024年淨資金流入達7,050億港元，同比增長81%。報告同時顯示，來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佔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63%，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外投資者的資產佔54%，說明香港仍然是高度國際化的資產管理中心，而非單一內地市場的附屬平台。

第三是互聯互通樞紐。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指出，香港與內地已推出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ETF納入互聯互通，以及互換通等一系列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安排，並將繼續擴大互聯互通機制範圍。這正是香港與新加坡最根本的不同。新加坡可以配置亞洲，但不能制度化連接中國資本市場；香港則是在國家金融開放進程中，承接內地與國際市場雙向流動的制度介面。
 

摩擦指數相近，背後含義卻不同
 

新加坡摩擦指數0.32，香港0.33，表面上差距極小。但兩地「低摩擦」的來源並不相同。

新加坡的低摩擦，來自高度統一的國家治理、監管清晰、政策執行效率高和專業服務生態成熟。它的摩擦低，是因為制度流程短、監管口徑穩定、跨境資金安排和基金設立便利，適合全球基金管理人把它作為亞洲中後台和投資管理總部。

香港的低摩擦，則來自法治傳統、資本自由流動、聯繫匯率、普通法體系、市場深度和成熟的金融基礎設施。香港《基本法》對資本自由流動、港元自由兌換和金融市場持續運行作出明確保障，這構成了香港金融開放的制度根基。同時，香港公司註冊處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有限合夥基金增至1,347隻，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增至676間，說明LPF和OFC制度正在強化香港作為私募基金和資產管理平台的承載能力。

但是，香港的低摩擦中也包含複雜性。香港既要對接國際監管標準，又要服務國家金融開放；既要維持資本自由流動，又要配合內地金融安全和跨境監管；既要鞏固普通法制度優勢，又要回應外部地緣政治敘事。這使香港的摩擦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摩擦，而更多體現為「戰略介面摩擦」。它連接的市場越大、責任越重，制度協調的複雜度也越高。
 

機會指數差異：新加坡贏在廣度，香港勝在深度
 

從機會結構看，新加坡與香港代表兩種類型的亞洲機會。

新加坡的機會是「廣域型機會」。它面向東盟、印度、中東和全球離岸財富，資產類別覆蓋私募股權、風險投資、私人信貸、房地產、對沖基金、家族辦公室和跨境財富管理。其優勢是分散、靈活、地域中性、政策穩定。對全球LP（有限合夥人）而言，新加坡是觀察亞洲增長、配置亞洲風險、管理亞洲組合的便利入口。

香港的機會是「縱深型機會」。它背靠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市場，面向內地企業上市、人民幣資產配置、A+H布局、新經濟融資、南向資金、離岸人民幣、債券通、互換通、跨境理財通等制度化機會。香港市場的獨特性不在於「面面俱到」，而在於它把一個世界級製造業、科技、消費和金融市場，與國際資本規則連接起來。

香港在退出機制上的優勢尤其值得重視。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的真正難點，不只是投進去，而是退出來。香港公開市場的流動性、IPO制度改革、新經濟上市管道和互聯互通安排，為中國及亞洲企業提供了重要退出路徑。港交所月度市場資料顯示，截至2026年5月底，香港上市公司達2,726家，總市值約47.1萬億港元；2026年前五個月IPO集資約1,668億港元，同比上升110.7%。這說明，香港作為退出市場的功能並沒有削弱，反而在新經濟和硬科技周期中重新獲得動能。

因此，可以說：新加坡的機會在「多元亞洲」，香港的機會在「中國縱深」。新加坡是組合管理邏輯，香港是戰略通道邏輯。
 

家族辦公室競爭：新加坡重資產配置，香港重中國鏈接
 

家族辦公室是近年新加坡與香港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新加坡憑藉稅收安排、監管穩定、生活環境和國際化服務，吸引大量亞洲及全球高淨值家族設立家辦。香港則依託內地企業家、粵港澳大灣區、資本市場、私人銀行、信託和人民幣資產配置，重塑家辦生態。

這場競爭表面看是「家辦數量之爭」，實質是亞洲私人資本的功能選擇。更重要的是，香港家族辦公室發展不只是金融業問題，也與國家財富管理開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和人民幣資產國際配置有關。香港可以把內地企業家的產業資本、家族財富、上市平台、慈善基金、保險信託和跨境資產配置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規則相容性的財富管理體系。這一點，是新加坡無法完全複製的。
 

香港應如何看待新加坡：既不輕視，也不焦慮
 

面對新加坡的快速發展，香港社會不應有兩種偏差：一種是輕視，認為香港傳統優勢足以自然延續；另一種是焦慮，認為新加坡興起必然意味著香港衰落。這兩種判斷都不準確。

新加坡確實在全球資本、家族辦公室、基金設立、資產管理和區域總部方面表現突出。它的制度執行力、政策確定性和國際形象值得香港認真借鑒。特別是在基金設立效率、稅務政策推廣、跨部門協調、人才簽證便利、監管溝通和國際敘事方面，新加坡形成了高度市場化、專業化的推廣能力。

但香港也不能妄自菲薄。香港的優勢不是一般城市優勢，而是國家制度安排下的特殊優勢。只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只要普通法制度、資本自由流動、國際金融網絡、港元穩定機制和互聯互通體系持續鞏固，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金融門戶的地位就不會輕易被替代。

真正需要香港思考的是：如何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從口號轉化為制度產品、市場產品和投資者體驗。
 

從競爭走向互補：亞洲需要兩個樞紐
 

新加坡與香港未來會繼續競爭，但這種競爭未必是零和。亞洲經濟規模足夠大，產業結構足夠多元，資本需求足夠複雜，完全可以容納兩個功能不同的國際金融中心。

對全球投資機構而言，理想的亞洲布局可能不是「二選一」，而是「雙平台」：

新加坡負責東盟、印度、中東、全球資產配置、家族辦公室和基金中後台；香港負責中國內地、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幣資產、IPO退出、互聯互通和中資企業國際化。

對中國企業而言，新加坡可以是布局東南亞和全球供應鏈的區域總部，香港則是融資、上市、併購、人民幣結算和國際資本溝通的主平台。

對香港而言，更重要的不是與新加坡爭奪每一隻基金、每一家家辦，而是鞏固不可替代的中國通道功能，並在資產管理、私募基金、人民幣產品、科技金融、綠色金融和數字資產等方面擴大制度供給。

對國家而言，香港的戰略價值正在於此：在複雜國際環境下，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家金融安全、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的試驗場、緩衝區和連接器。
 

香港的未來，不在於成為另一個新加坡
 

新加坡的成功值得尊重，也值得學習。但香港的未來，不在於成為另一個新加坡，而在於成為更好的香港。

新加坡的核心優勢是高效、穩定、多元和中立；香港的核心優勢是開放、法治、流動、連接和國家戰略支撐。新加坡可以成為亞洲資產配置中心，香港則應繼續鞏固中國資本門戶、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世界級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資本的流向不僅由收益決定，也由制度決定；不僅由市場規模決定，也由戰略通道決定。新加坡與香港的雙樞紐格局，正是亞洲金融體系從單一增長邏輯走向制度分工邏輯的體現。

對香港而言，最大的機遇不是與新加坡在同一賽道上逐項比拼，而是把自身獨特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所需、市場所用、資本所信的金融功能。只要香港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持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繼續深化與內地市場互聯互通，不斷完善基金、上市、稅務、人才和科技金融生態，就完全有條件在亞洲金融新格局中繼續發揮不可替代作用。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6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