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健慈

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將於8日舉行理事會改選。一個行業組織的換屆，本應是檢視其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契機，惟此次改選從會員基礎、候選人背景到程序透明度，均引發公眾及業界關注。作為法律研究者，筆者認為有責任從組織法理、專業代表性和程序正義三個層面，剖析記協當前面對的結構性問題。當一個行業組織的會員資格模糊、選舉程序封閉、財務狀況曖昧，其以“香港記者”整體名義發聲的正當性便值得商榷。若記協無法從根本上改革，與其繼續以失實的代表性損害新聞專業，解散或重組或許是回歸理性的可行選項。

一、會員資格與組織法理：誰代表“記者”？

任何行業組織的公信力，皆建基於其會員身份的真實性與專業性。根據記協現行會章，其會員類別涵蓋“正式會員”、“附屬會員”及“學生會員”，但各類別的權利義務界線模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此前公開質疑“13歲少年是否記者”，正是點出核心問題：一個容許非在職傳媒從業者、甚至中學生大規模入會的組織，其理事會選舉結果究竟反映業界主流意志，抑或僅屬少數活躍會員的集體行動？

從法律上的“代表性原則”（representativeness）審視，行業協會若要就專業事務發表具約束力的意見，其會員基礎必須充分涵蓋業界各階層。然而，記協多年來被指會員結構嚴重傾斜，大量學生會員被質疑用作“灌水”維持會員數字。更令人憂慮的是，據媒體報道，記協曾於辦事處銷毀涉及財務及會費記錄的碎紙文件，此舉若屬實，不僅違反《公司條例》下組織妥善保存帳目的法律責任，更直接動搖公眾對其會員數字的信任。一個連基本財務紀錄都無法透明公開的組織，公眾如何確信其選舉結果具備民意基礎？

二、候選人背景與程序透明度：選舉正當性的基本門檻

8日舉行的改選，其候選人背景同樣引發關注。記協上屆執委會12名成員中，絕大多數為《華爾街日報》、BBC等外媒記者或自由記者，僅一人來自本地主流媒體。現任主席鄭嘉如更是在當選主席後不久便被其僱主《華爾街日報》辭退。今次改選若延續此一格局，一個自稱代表香港本地新聞從業者的團體，其領導層卻清一色來自外媒或自由身背景，公眾自然要問：本地主流傳媒的前線記者聲音，誰來代表？

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是現代社會組織運作的基石。記協歷屆改選中，公眾所能獲得的資訊僅限於當選名單，對於投票率、票數分布、有否競爭等關鍵數據，外界一無所知。這種“黑箱式”操作，與記協一貫高調要求政府及機構“資訊透明”的立場，形成尖銳對比。一個持續以“業界代表”身份發表政治聲明的組織，其內部治理卻欠缺最基本的問責機制，此乃雙重標準。

三、專業倫理與公眾信任：失德的代價

新聞行業的本質是追求真相與公平，行業工會更應以身作則。然而，記協在近年多宗社會事件中的取態，屢被質疑缺乏中立。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記協被指面對暴力行為時，聲明往往側重譴責執法者，對受害市民或不同立場媒體遭受的不公對待則選擇性緘默。這種選擇性倡議（selective advocacy），在法律上雖不違法，但在專業倫理層面卻嚴重侵蝕公信力。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記協作為行業協會，其《公司註冊條例》下的法律地位賦予它特定權利，但權利伴隨責任。當一個組織的言行持續被業界內部人士發起“記協不代表我”聯署公開反對，甚至被部分傳媒從業員要求國際組織取消其資格，這已非政治分歧所能解釋，而是專業共同體對其代表性和操守的根本否定。

筆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行業自治亦應受尊重，但自治不等於自律豁免。一個行業組織的公信力，必須靠透明的制度、真實的會員基礎和專業的操守來維繫。記協當前的困境，正是其長期忽視這三大支柱的必然結果。

8日改選後，若記協尚有自我革新的意願，應立即公開會員審核機制、全面披露財務帳目、引入獨立的選舉監察制度，並確保理事會成員涵蓋業界不同板塊。若無法做到，則其繼續以“香港記協”名義活動，只會進一步損害公眾對新聞專業的信任，其存在價值便值得重新審視。在法律與專業倫理面前，記協必須作出抉擇：改革、重組，還是體面解散？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治・教育科技促進會會長、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