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崑

早前一個周末，難得有暇，應朋友之約走進電影院觀看《四渡》。平素甚少踏足影院的我，本以為這不過是一場重溫歷史的例行觀影，未曾想影片中那場八十年前赤水河畔的軍事行動，竟勾起了我對香港未來規劃發展的連串思緒。影片以1935年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戰役為題材，還原了約三萬紅軍在約四十萬敵軍圍堵下四次渡過赤水河的機動作戰。本文不評價電影的藝術成敗，而是從影片呈現的三個關鍵歷史場景出發，分別對應香港五年規劃中三項亟待解決的經濟民生議題，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提取對當下政策制定有參考價值的思路。

一、“土城失利與就業結構單一”：承認問題是調整政策的前提

電影呈現了土城戰鬥的失利。畫面上，紅軍因敵情判斷有誤，在土城青槓坡陷入拉鋸，敵軍後援不斷趕到，前線傷亡持續擴大。當晚中央根據戰場新情況調整原定部署，決定撤出戰鬥、西渡赤水，這便是一渡赤水。據學者轉述，博古以此譏諷毛澤東為“狹隘的經驗論者”。毛澤東未作辯解。其後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他回顧長征時坦言：“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承認失誤、及時轉向，構成了四渡赤水後續行動的起點。影片沒有迴避這場失利的混亂與代價，這種不粉飾挫折的處理，本身便值得肯定。

歷史的教訓照進現實，香港當前在就業領域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同樣需要這種“承認問題”的誠實，而不是自我安慰式的樂觀敘事。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2026年5月在立法會回覆質詢時引述的數據，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約8萬個銳減至2025年約3.1萬個，跌幅超過六成。與此同時，金融服務業在2024年仍佔本地生產總值26.2%，提供約26.5萬個職位。金融固然是本港最重要的支柱，但2009年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推行至今雖各有寸進，整體上卻仍未改寫金融主導的經濟結構——其中文化及創意產業佔GDP比重為4.6%。五年規劃若只顧誇耀GDP增速，而不敢正視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結構的青年是否真有足夠出路，就是對“承認問題”這一歷史教訓的背棄。

二、苟壩會議與北部都會區產業佈局：決策機制需要容納異見

電影呈現的苟壩會議，1935年3月，中央在苟壩一帶討論是否進攻打鼓新場，多數人傾向出兵，唯毛澤東力持異議，認為敵情不利、強攻恐陷被動。爭論激烈，毛澤東的意見在會上未被採納，軍事領導安排一度出現緊張。影片隨後呈現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深夜，毛澤東挑起一盞馬燈，沿著鄉間小路獨行去找周恩來，逐一陳述利弊，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進攻，苟壩前後，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逐步形成。一盞馬燈，一條夜路，一個人說服一群人——這一幕的分量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決策機制當時仍留有讓少數意見被重新聽取的空間。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五年規劃中規模最大的發展項目。據特區政府較新官方口徑，該區將新增超過3,000公頃發展土地，預計創造約65萬個就業職位。產業佈局以“南金融、北創科”為主軸。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已於2025年12月22日正式開園，目前超過60家企業和機構簽約入駐，涵蓋生命健康科技、微電子、新能源及人工智能等領域，兩座實驗室大樓使用率達八成。這些進展值得肯定，但值得追問的是：入駐企業幾乎全數集中於創科領域，約65萬個新增職位中，究竟有多少是留給非技術勞動力、內容創作者、文化產業從業者的？目前公開規劃未有清晰答案。

問題的癥結不只在上游研發，更在技術能否走向更廣泛的市場應用。生命健康科技需要數字內容平台做健康傳播，微電子需要智能文創硬件做產品化出口，人工智能需要文化IP和創意場景做應用落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2025年8月曾明確表示，香港“不僅要發展AI技術，更要推動AI融入各行各業”。若北都只顧堆砌實驗室與研發樓面，卻未同步部署內容、品牌、授權、應用場景等下游環節，創科的經濟效益便難以擴散至更廣泛的就業階層。韓國的經驗可作參照：其內容產業出口額2024年達140.75億美元，印證文化內容完全可以成為科技以外另一條國際化的輸出管道。一般而言，下游內容創作、IP運營和數字營銷崗位的就業門檻低於研發端，吸納就業的規模也較大。苟壩會議留給後人的啟示正在於此：即使大方向無誤，決策機制仍須留有修正與補充的空間。我認為，五年規劃審議期間，北都產業佈局理應由單一創科導向，進一步充實為兼顧應用轉化與內容產業協同的雙軌結構。

三、三渡四渡與產業多元：靈活機動的戰略邏輯

電影後半段集中呈現三渡四渡，也是全片節奏最緊湊的部分。紅軍在古藺佈疑兵、佯攻貴陽、調動滇軍孫渡馳援後，主力跳出包圍圈。影片在此段運用了懸疑和倒序手法，將多路部隊的調動、蔣介石赴貴陽督戰、紅軍主力突然東折等情節交織呈現，節奏迅捷利落。當時中央軍委在《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提出：“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六個“有時”，其核心並非後人渲染的用兵如神，而是根據形勢變化、不拘泥於單一路徑的機動思維——這恰恰是香港產業政策欠缺的思維。

香港經濟長期依賴金融服務業，其他產業始終未能形成與之相稱的規模。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23年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增加價值為1,345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4.6%，就業人數226,220人，經濟貢獻和就業規模已超越旅遊業（同年產值約753億港元、就業約145,300人）。這說明文創絕非邊緣部門，而已具備相當體量，理應得到更認真的政策對待。然而，香港至今沒有類似韓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的專項立法，現有資助工具仍較分散，未形成聚焦IP開發和產業化的戰略方向——“創意智優計劃”迄今注資約64億港元，電影發展基金注資約29億港元，規模與韓國內容產業的國家級投入相去甚遠。香港並非全無條件：基本法第140條保障文化政策與文藝創作權益，中英雙語環境使本地創作者具備天然的跨文化轉化能力，普通法體系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成熟的法律基礎，香港國際授權展及亞洲授權業會議等平台亦持續運作，構成面向全球的發行網絡。可惜的是，這些制度與平台優勢，始終未被更有系統地整合成一套產業政策。五年規劃若能把文創更明確地納入支柱培育方向，設定產值佔GDP比重從4.6%提升至6%以上的量化目標，並設立文創產業引導基金，參照韓國模式為初創企業提供種子資金和知識產權登記、估值、交易的“一站式”服務，產業多元才不會流於口號，而能真正與金融、創科並駕齊驅。

歷史啟示未來：規劃是機制，更是藍圖

上述三個歷史場景，共同指向同一結論：規劃不只是一份藍圖，更應是一套機制——承認問題的機制、修正方向的機制、多元並進的機制。土城失利之所以沒有演變成更大的被動，是因為決策層願意承認誤判並迅速轉向；苟壩會議之所以成為轉折，是因為少數意見最終仍能扭轉全局；三渡四渡之所以能跳出重圍，是因為紅軍不拘泥於一條路。香港的五年規劃若能真正吸收這三重歷史啟示：正視就業結構單一的現實、在產業佈局中為異見與修正留出空間、為文創等新興產業補上制度與轉化工具——規劃才有機會從一份宣傳文本，蛻變為真正可執行、可問責的政策框架。我無意否定特區政府在創科和北都發展上的努力與成效，而是希望在規劃制定過程中，進取地提出還可以怎樣走。這，才是《四渡》留給今日香港最值得深思的一課。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香港文創互動發展協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