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琿

香港財資市場公會最新公布的半年度調查顯示，2026年4月，香港外匯交易日均總額達到9082億美元，其中美元兌人民幣日均成交2740億美元，佔總成交額的30.2%，再次成為香港交易量最大的貨幣對；港元兌美元則緊隨其後。

這裏首先需要澄清一個事實：這並非美元兌人民幣首次位居第一。

早在2018年10月，該貨幣對已經登上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半年度調查的整體交易量榜首。2025年4月，其日均成交額為3055億美元，明顯高於港元兌美元的1846億美元；2025年10月，兩者分別為1986億美元和1678億美元。

“再次”比“第一”更值得分析。單月排名可能受到匯率波動、市場情緒或融資需求影響，多次位居首位，則說明人民幣相關交易已經進入香港外匯市場的核心業務範圍。它不再只是偶爾出現的市場脈衝。
不過，這條趨勢並非一條筆直向上的曲線。

2026年4月，美元兌人民幣成交額較2025年10月增長38%，但與2025年4月相比，反而下降10.3%。香港外匯市場總成交額半年增長20.2%，同比增幅只有2.8%。港元兌美元的交易同樣活躍，半年增長43.2%，同比增長30.1%。

如果只截取兩個相鄰調查期，同一組數據甚至可以被講成完全不同的故事。筆者認為，真正值得追問的並不是人民幣交易是否“爆發”，而是為何越來越多與人民幣有關的融資、投資和匯率風險，選擇在香港報價和處理。

三種貨幣共處，正是香港的優勢

把美元兌人民幣居首理解為人民幣“擊敗”港元，容易把專業市場問題帶入貨幣競爭的敘事。

本期港元兌美元成交額升至2402億美元，本身已經說明港元市場並未萎縮。港元、美元和人民幣在香港承擔着不同功能：港元及聯繫匯率制度維繫本地貨幣金融穩定；美元仍是國際貿易、融資和資產定價的主要貨幣；人民幣的跨境支付、投資和融資功能則在持續擴展。

三者並不是只能此消彼長。

國際清算銀行2025年全球外匯調查顯示，美元出現在全球89.2%的外匯交易一側，人民幣的全球交易份額升至8.5%，位列第五。香港則佔全球外匯交易的7.0%，繼續位居全球第四大外匯中心。

現階段，人民幣越多進入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就越需要一個流動性充足的美元接口。企業不會因為使用人民幣，便停止使用美元；國際投資者也不會因為購買人民幣資產，就不再管理美元負債。能夠讓兩種貨幣順暢轉換、融資和對衝，本身就是離岸人民幣中心必須具備的能力。

香港的競爭力正在這裏體現出來。依託“一國兩制”，香港既連接內地龐大的經貿和金融市場，又擁有資金自由流動、國際化法律體系、成熟監管制度、美元流動性和專業服務網絡。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也可以交易離岸人民幣，但香港距離人民幣資產發行人、內地企業和政策體系更近，能夠提供較完整的市場接口。

這也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在金融市場中的實際含義。它最終要落實在報價速度、融資成本、產品深度和風險處理能力上。

政策重點應放在期限和抵押品

截至2025年底，香港人民幣存款餘額，包括存款證，約為1.1萬億元人民幣；香港處理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支付款額，2025年人民幣實時支付結算系統日均交易額約2.5萬億元人民幣。

這些數字證明香港擁有規模可觀的人民幣資金池。不過，資金池只是市場運轉的起點。投資者還要知道人民幣資金可以投向哪裏，金融機構需要穩定的融資渠道，企業也要找到與其經營週期相匹配的對衝工具。

從這個角度看，近期政策措施中有兩項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項是人民幣流動性安排的期限延長。2026年7月，金管局宣布把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由2000億元擴大至5000億元人民幣，並增加九個月、兩年和三年期資金。

額度增加當然重要，期限變化可能更具長遠意義。企業投資、債券持倉和跨境項目並不都是隔夜或短期需求。如果市場只能提供短期資金，機構就要頻繁續借，承擔再融資風險。較長期限的流動性安排，有助於市場建立更可靠的期限價格，也為中長期人民幣資產提供融資基礎。

第二項是人民幣債券回購及抵押品機制。2025年推出的優化安排，允許抵押債券在回購期間再使用，並支持人民幣、港元、美元和歐元結算。

一項人民幣資產能否被廣泛接受，不只取決於收益率，還取決於它能否快速變現、能否作為抵押品、市場緊張時能否取得融資。允許債券在不同金融業務中發揮抵押品功能，會提高人民幣資產的使用效率，也有助於把債券、外匯和融資市場連接起來。

上述措施公布或實施於2026年4月調查之後，不能倒過來解釋當月成交額為何增長。更準確的理解是，它們回應了市場已經顯現的需求：香港正在補充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期限、融資和抵押品功能。

比成交榜首更難的是留下價值

外匯交易量增加，能夠為銀行帶來做市和交易業務，也會擴大清算、託管、法律、會計、金融科技及企業財資服務的需求。但交易經過香港，並不意味着全部價值都會自然留在香港。

一家國際銀行可以在香港銷售櫃檯完成交易，風險管理決策卻可能在倫敦或紐約作出；一家內地企業可以在香港融資，法律、產品設計和資金調度也可能分散在不同地區。香港真正需要爭取的，是把更多定價、產品開發和金融決策環節放在本地。

這要求市場評價標準發生變化。除了日均成交額，還應觀察買賣價差是否持續收窄，長期限人民幣產品能否形成可靠報價，市場波動時做市商是否仍願意提供流動性，境外機構是否願意長期持有人民幣資產。人民幣業務創造了多少專業職位、服務收入和本地決策能力，也應成為衡量離岸人民幣中心成色的重要指標。

市場上最難的往往不是把第一筆交易吸引過來，而是讓投資者在第二次、第三次交易時，仍願意使用同一套基礎設施。

香港還要把人民幣風險管理服務更深地延伸到實體經濟。許多企業並非沒有匯率風險，而是缺乏識別敞口、選擇期限和評估套保成本的能力。香港的銀行、企業財資中心和專業機構如果能夠針對企業實際現金流提供服務，人民幣交易增長才會形成更穩定的商業基礎。

市場擴容也會帶來新的風險。長期限融資增多以後，期限錯配和再融資管理更加重要；抵押品重複使用提高資金效率，也增加了對手方風險和操作複雜度。這些問題宜集中放在監管、清算和壓力測試機制中處理，而不必因為擔憂風險而放慢市場發展。

美元兌人民幣再次位居第一，是一個積極信號，卻還不是答案。它說明香港在人民幣跨境使用中佔據重要位置，也提醒人們，交易規模與定價能力之間仍有距離。

流量終會波動，榜單名次也會變化。香港能不能把這一輪人民幣交易的活躍，沉澱為更深的做市能力、更完整的收益率曲線和更穩定的清算網絡，纔是真正值得觀察的事。“再次第一”或許只是一個開始。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