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王振民、鄭深迪
編者按:本文8月20日、21日分兩次發表於《信報》“時事評論”。經作者整合後在這裡轉載,以饗讀者。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已經公布實施。與前兩個五年規劃單獨編制實施、與同期的國家五年規劃無直接關聯不同,這部統領澳門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是澳門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同樣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已結束諮詢,可望不久公布實施。澳門、香港與國家五年規劃對接、制定本地五年規劃是“一國兩制”的創新實踐,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一國兩制”從未改變
“一國兩制”的重要初心和本意,就是允許國家的一些特別地方,具體而言就是香港、澳門、台灣,長期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單獨“開灶”,過自己習慣的資本主義生活。為此,1996年3月制定實施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綱要(1996-2000)明確提出:“‘九五’期間,我國將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各自基本法的規定,在國家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其現行社會制度不變,享有高度的自治,並成為中國的單獨關稅地區,實行財政獨立,繼續保持自由港地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納入中央政府的規劃。”
“九五”計劃同時強調:“保證香港和澳門參加國際雙邊和多邊經貿活動,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香港、澳門同內地在經濟上更好地互惠互利,共同發展,這有利於進一步推動香港、澳門穩定繁榮,也有利於內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這是國家首次在五年計劃(規劃)對回歸後香港、澳門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定位進行表述:“一國”之下的“兩制”,既區分又關聯。從“十二五”規劃(2011-2015)開始增設港澳專章,但“九五”計劃這一權威表述所體現的“一國兩制”原則,得到此後歷部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遵照執行,從來沒有變,未來也不會變。
回歸祖國後,香港和澳門前所未有地獲得國際認可、法律保障的高度自治。特區發展不納入國家規劃,國家也不代替特區作規劃,國家五年規劃不對澳門、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做指標性安排,只做原則、地位確認和表達支持、合作的立場;兩地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等部門不“開戶”,經濟社會發展數據也不納入國家統計,保留兩地在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上的單獨“戶頭”和離岸地位,在國際上單獨統計、單獨排名。國家通過制定法律即基本法,授權兩地自行負責管理本地經濟社會事務,是否編制規劃由兩地政府決定。回歸以來,兩地政府沒有辜負中央信任和重托,切實承擔“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職責,有力推動特區發展,保持繁榮穩定。
對接國家就是對接未來
必須看到的是,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國際經濟政治地位和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我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愈來愈大。早在“十一五”期間(2006—2010)我國的貢獻率已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最主要增長源。新時代以來一度年均達38.6%,個別年份達40%,超過全部G7國家總和,當前仍維持年均約30%高位。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貿易夥伴。我國擁有14億人口超大規模市場,外滙儲備世界第一,是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還有很多個世界第一。
因此,很多國家都努力把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同中國對接,希望搭上中國的便車,與中國經濟發展深度捆綁掛鉤、共同發展。與中國對接掛鉤,就是與國際、與未來對接掛鉤。故此,澳門、香港不與身邊“經濟巨人”對接,與誰對接?又與誰對接方能獲得最大發展動能、發展空間和發展機會?那麼多國家都跑到北京解決各自經濟發展難題,港澳近水樓台,為何不來?
澳門、香港作為“中國的單獨關稅地區”、單獨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和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國”之下並行的不同體系,這是“一國兩制”所要求和保障的。但兩地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即便在回歸前也與內地無法分割,本來就有天然聯繫,開展了很多合作、協調。今天,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下,兩地把自己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五年發展規劃,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做到“不納入”但“對接”,與內地協調聯動,特別是在大灣區架構下澳門與橫琴一體化發展,兩地與粵省九市協同,完全合情合理,完全符合基本法,有利於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強化“內聯”、打通內地,不僅不影響“外通”,反而更加有利於“外通”,有利於澳門、香港成為內外兼修、四通八達的“超級聯繫人”。這也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本來就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一國兩制”的又一偉大創新實踐,必將為澳門、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打通“任督二脈”,帶來不盡源頭活水,為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實施形成有力配合、增光添彩,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新的澳門貢獻、香港貢獻。此舉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特區五年規劃仍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範疇
過去人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刻板印象是,社會主義強調計劃或規劃,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資本主義強調市場,政府不做計劃或規劃,讓社會“自由自在”發展。其實,在實踐當中,我國早在1993年就已修改憲法,明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再搞計劃經濟,從“十一五”開始把“計劃”改為“規劃”;近年來更加強調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再看資本主義各國尤其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帶頭放棄了早期自由市場經濟,各種規劃、計劃不斷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出台,政府日益強化對市場的干預,甚至把“看得見”的手伸向市場微觀領域,泛化“國家安全”干預企業產供銷各環節,導致全球大市場大受影響,有些領域已經支離破碎。可以說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沒有不搞計畫或者規劃的,沒有政府絕對不干預經濟的。
今天再拿是否有規劃來定義和區別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早已不合時宜、不合事實,很不科學。當今世界找不到完全不管經濟、把經濟社會發展完全推給市場“滑西瓜皮”的政府,同時發揮“兩只手”的作用才是常態。兩種制度相互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借鑒才是人間正道。社會主義早已解放思想可以搞市場,資本主義也應當可以解放思想嘗試搞規劃。
澳門、香港資本主義根深蒂固,歷史悠久,長期奉行傳統自由資本主義,但亦植根華夏大地和中華文化,帶有濃厚本地特色。過去,兩地政府強調“無為而治”,基本不管經濟,政府不設專責統籌推動經濟發展的部門,回歸以來的高速發展除了自己努力,主要是隨著世界和內地經濟繁榮而“水漲船高”。對澳門而言,這一方面實現了資本主義長足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很多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經濟結構長期過於單一,多元發展舉步維艱。沒有政府強有力的推動引導,經濟適度多元永遠可望而不可及,僅靠市場力量不會自動實現。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破局,特別是發展科技新興產業,也得同時運用“政府”和“市場”兩只手同時發力。
通讀澳門“三五規劃”文本,還有一個重要特徵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念貫徹始終。發展第一要務和安全頭等大事得到同等重視,做到了“兩手抓”。香港的諮詢文件也如此。相信隨著五年規劃的全面實施,兩地將與國家一樣,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澳門“三五”規劃的編制實施,是香港、澳門特色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發展,對做好做強特區經濟、建設好香港特色、澳門特色資本主義意義重大,也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作出了新示範,樹立了新標杆,具有國際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與國家的五年規劃在性質上不同,港澳特區制定的五年規劃仍然屬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範疇,是資本主義的規劃,絲毫不改變港澳的資本主義性質,兩地不會因此“社會主義化”、不會“內地化”。國家層面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國兩制”仍然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基本法規定的所有制度安排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對香港、澳门的明天充滿信心和期待!
(本文作者王振民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鄭深迪係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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