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子芮

2026 年年中，瑞銀大幅壓縮全球首席可持續辦公室編制，團隊規模近乎削減三分之二，亞洲ESG團隊同樣大幅精簡，香港、新加坡多位核心ESG專業人才相繼離職。這一輪組織調整並非個案，渣打、滙豐、巴克萊等國際大行紛紛重構ESG架構，部分機構退出淨零銀行聯盟 NZBA，標誌着曾經喧囂的ESG熱潮正在退去。但這並不代表可持續金融走向終結，而是行業告別公關化的宏大敘事，從獨立部門的品牌項目，轉向嵌入業務流程的風險與經營邏輯。這一全球行業變局，也為作為國際金融樞紐的香港以及大灣區可持續金融發展，帶來深刻的現實啓示。

瑞銀給出的官方口徑是將可持續職能打散嵌入業務條線，破除部門孤島，而市場看到的卻是歐美ESG發展遭遇的多重困局。成本壓力、歐美政治極化、早期ESG模式重宣傳輕落地的固有缺陷，共同推動大行選擇“嵌入式ESG”模式。撤銷龐大的專職ESG部門，把氣候風險、人權盡調拆解至風控、信貸、投行部門。但該模式隱患同樣突出：專業人才被稀釋，容易出現“人人負責卻無人深耕”的困境，對外信息透明度下降，也為漂綠留下操作空間。當歐美外資大行收縮 ESG專職團隊，香港的可持續金融市場正處在新舊交替的節點。過往香港匯聚大量國際投行 ESG崗位，是亞太ESG人才高地，如今外資機構縮編，不少ESG崗位流失，市場過去追捧的評級對接、對外報告類崗位需求回落。但機遇與挑戰相伴，香港背靠大灣區，並不需要復刻歐美曾經轟轟烈烈的獨立ESG大部門模式，而是可以立足自身定位，走出務實的可持續金融路徑。

香港作為聯通內地與全球的金融橋樑，一邊要對接歐盟CSRD、ISSB國際披露規則，一邊承接大灣區實體經濟綠色轉型的真實融資需求。大灣區擁有龐大的先進製造、新能源、綠色基建產業，從光伏儲能、新能源汽車，到傳統工業產業低碳改造，存在海量的轉型金融、綠色信貸、可持續債券需求。這和歐美部分金融機構將ESG作為品牌營銷工具的環境截然不同，大灣區的可持續金融根植於實體產業升級，擁有真實的業務場景。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角色不再僅僅是外資ESG宣傳敘事的輸出窗口。一方面，香港可以發揮資本市場優勢，為大灣區綠色企業提供綠色債券、可持續掛鉤債券、跨境綠色投融資服務，助力內地綠色產業對接海外資本；另一方面，面對全球監管分裂的現實，香港可以打造中立務實的 ESG實踐範式，弱化空洞的口號營銷，聚焦實質風險管控。參考中資銀行的實踐，在保留適度專職ESG專班的基礎上，推動ESG要求深度嵌入授信審批、跨境盡調、跨境投資全流程，平衡國際披露合規與實體經濟融資訴求。

外資大行ESG祛魅的經驗也值得香港與大灣區警惕。過去熱潮之中，不少機構把工作重心放在報告編撰、對外宣傳，業務端卻並未真正約束高碳相關風險，催生漂綠亂象。即便轉向嵌入式架構，組織架構調整隻是表層手段，核心在於考覈機制革新。無論是香港持牌金融機構，還是落戶大灣區的金融主體，不能簡單照搬海外裁員或架構調整的表層做法，關鍵要將氣候風險、轉型風險納入業務部門績效考覈，保證披露數據可覈驗，杜絕只做紙面報告的形式主義。人才層面，外資ESG團隊縮編造成香港部分人才外流，也帶來人才結構重塑的契機。市場不再需要大量偏向公關報告的崗位，但懂氣候風險測算、跨境ESG合規、轉型金融實務的專業人才缺口依舊巨大。大灣區與香港可以聯動培育實務型可持續金融人才，將人才資源投向產業轉型盡調、跨境綠色項目評估等真實業務場景。

放眼長遠，ESG褪去營銷光環，可持續金融的底層需求不會消失。氣候變化、供應鏈治理、產業低碳轉型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命題，不會因為部門裁撤而消失。對於香港和大灣區而言，不必追隨海外ESG浪潮的起落，而是立足自身區位與產業稟賦，跳出概念炒作，把可持續金融真正轉化為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產業綠色升級的工具，在全球ESG範式重構的浪潮之中，走出兼顧合規、務實落地的亞洲實踐樣本。

（作者為錦鯉國際控股聯席主席、一带一路总商会专委会副主任、香港青年智庫“就是敢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