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健慈

9月2日，“反中亂港”分子、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高等法院當庭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法律層面上，這標誌着辯方已完全、無條件地承認了控罪書中所羅列的全部犯罪事實，法庭將不再經由冗長的審訊程序，直接轉入求情及判刑階段，法庭押後宣判。此案的審理不僅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又一重要實踐，更是對所有妄圖勾結外部勢力、損害國家利益之徒的有力震懾。

劣跡斑斑惡行不改 串謀制裁性質惡劣

綜觀黃之鋒過往的政治軌跡，可謂是惡行劣跡斑斑。他長期充當外部勢力的政治代理人，從非法“佔中”到黑暴肆虐，無不充斥着其推波助瀾的身影。本案控罪特別指出，其犯罪行為發生於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1月23日期間。這個時間節點具有極高的法律敏感性，當時《香港國安法》剛剛頒布實施，中央與特區政府正全力撥亂反正。然而，黃之鋒卻全然無視法律尊嚴，公然頂風作案，串謀羅冠聰及其他身份不詳的人人士，持續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制裁、封鎖或其他敵對行動。

在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中，這種藉由“國際線”乞求外部勢力干預本國事務的行為，屬於情節極其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黃之鋒在國安法生效後仍毫無悔改之意，負隅頑抗，企圖通過外部施壓來動搖特區的憲制秩序。這種行徑不僅嚴重損害了國家主權與尊嚴，更直接危害了香港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與社會長治久安，絕無姑息空間。

認罪雖屬求情因素 量刑仍須對應處罰階梯

在普通法原則下，被告人在法庭上主動、當庭認罪，通常會被視為核心的求情因素。這在司法實踐中往往代表被告人節省了法庭時間與公帑，一般情況下可獲得最高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兼具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特點的特別法，其本身具備完整且獨立的法定處罰階梯。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9條規定，凡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屬“罪行重大”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終身監禁。

法庭在最終量刑時，必須嚴格遵循國安法確立的法定處罰階梯：

首要分子與罪行重大者：必須依法在“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的區間內確立量刑起點。

認罪扣減的法律限制：若法庭最終認定被告人的具體犯罪角色、涉案情節的嚴重性以及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實質危害屬於“罪行重大”，那麼即使給予認罪扣減，其最終刑期原則上亦不能低於法律規定的法定最低下限（即10年監禁），除非滿足國安法第33條規定的特定從輕或減輕情節（如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等）。

黃之鋒在本案中作為核心組織者和游說者，其行為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實質危害巨大，法庭絕不能因其“形式上的認罪”而脫離國安法對嚴重罪行的懲治初衷。

確立海外游說法律界線 築牢國安法治防線

司法機關對本案的宣判，其意義遠超案件本身。本案的判詞將會為涉及海外游說、請求外國制裁等行為，確立更清晰的國安法法律界線與量刑起點。長期以來，部分縱容外國干預的黑暴分子幻想披着“國際倡議”的外衣逃避法律追責，此案的審理徹底打破了這一政治幻想。

任何形式的勾結外部勢力、請求外國制裁內地和香港的行為，不論是在本地運作還是內外勾連，皆是觸碰法網的嚴重犯罪。特區法院通過對黃之鋒的依法審判與嚴厲量刑，將進一步完善國安法的判例體系，向國際社會明示香港捍衛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核心靈魂。只有嚴格落實國安法的懲治機制，全面評估並嚴懲危害國安的實質罪行，才能切實築牢香港防範外部干預的法治屏障，保障“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治・教育科技促進會會長、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