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琿

9月1日的新學年開學日，本應是校園最熱鬧的時刻。但在將軍澳基德小學的開學禮上，卻沒有小一新生的身影。本學年共有15所小學因收生不足不獲資助開辦小一，即俗稱“派零班”，數量創下歷年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危機仍在向中學階段傳導。教育局文件推算，適齡小一生將由今年約4.7萬人降至2035年的約3.83萬人；適齡中一生則由約5.37萬人降至約3.23萬人。也就是說，小學面對的是持續收縮，中學面對的是更陡峭的後續衝擊。幼稚園更早承壓，近年多家幼稚園停辦，幼稚園數量跌穿千所關口。教育系統只是最先被人口週期觸及的領域，勞動力、醫療、養老、房屋和財政都會隨後承受更深壓力。

人口危機的本質，是低生育、少子化與老齡化疊加

香港出生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近年登記新生兒數量徘徊在歷史低位。低生育的後果具有滯後性。今天的出生人數，六年後進入小學，十二年後進入中學，約二十年後進入勞動力市場。學校“派零班”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教育事件，而是十多年前出生隊列縮小的結果。更麻煩的是，這種影響會層層遞進：學生減少導致學校網絡收縮，年輕家庭減少導致社區活力下降，勞動力補充不足又推高經濟和財政壓力。

與此同時，香港人口正迅速老齡化。政府預測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繼續上升。隨着更多人退出勞動力市場，納稅人口與消費人口的結構都會改變，醫療和安老開支卻持續上升。若沒有足夠新生人口和高質量人才補充，香港將面對“學校收縮—勞動人口減少—財政壓力加重—家庭生育意願進一步下降”的負循環。

港人不是“不願成家”，而是在高成本環境下不敢承諾

討論生育率，不能簡單歸因於年輕人價值觀改變。價值觀固然在變，但更關鍵的是現實約束。香港家庭面對的是高樓價、高租金、長工時、高教育成本、托兒服務不足，以及居住空間狹窄等綜合壓力。在這種環境下，結婚、生育和養育不只是個人選擇，更是一項長期財務和時間承諾。

一次性2萬港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具有政策信號意義，卻不足以改變家庭的長期預期。孩子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橫跨十多年的持續投入。年輕家庭真正擔心的，往往不是“生的一刻有沒有補貼”，而是“住房是否穩定、托兒是否可負擔、工作是否容許照顧孩子、教育支出是否可預期”。

因此，香港人口政策若只停留在現金獎勵層面，很難觸及問題根部。真正有效的政策，應當改變家庭對未來十至二十年的判斷，讓年輕人相信生育不會使生活質量驟降，育兒不會使職業道路中斷，增加子女不會使住房壓力失控。

國際經驗顯示，單點補貼難奏效，組合政策纔有機會

低生育並非香港獨有，東亞社會普遍面對少子化。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地近年來都加大政策力度，但經驗顯示，單靠現金補貼難以扭轉趨勢，必須把住房、托育、假期、職場文化和教育成本納入同一套制度設計。

新加坡近年不斷升級支持家庭政策。其2026年公布的家庭支持方案，把現金、兒童發展賬戶、教育儲蓄和階段性育兒支援結合起來，官方稱每名兒童從出生至17歲可獲得最高約6.2萬新元（大約 38 萬港元） 直接支持；同時，新加坡也擴大共享育兒假，使父母合計可享更長的有薪照顧時間。新加坡的啟示在於，政策不是隻在孩子出生時“給一筆錢”，而是在孩子成長週期中持續降低家庭負擔。

韓國的壓力更大，總和生育率長期處於全球低位。近年韓國顯著提高育兒假補貼上限，鼓勵父親使用育兒假，併為中小企業提供替工和勞動力支持，以減少僱主對員工育兒假的牴觸。韓國經驗提醒香港：如果職場仍默認“長時間在崗纔等於有貢獻”，生育政策就會被工作文化抵消。

日本則把少子化上升為國家治理議題，設立兒童家庭廳，整合兒童、育兒和家庭政策，並擴大兒童津貼、幼兒教育與托育支持。日本的做法說明，人口政策不能由一個部門零散推進，而應由更高層級統籌，建立跨部門、跨財政年度、跨生命週期的政策框架。

法國的經驗也值得參考。法國長期通過家庭津貼、托育服務、稅制安排和育兒假制度支撐家庭生育，雖然近年出生人數和生育率同樣下滑，但其長期維持相對較高生育水平，證明普惠、穩定、可預期的家庭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衝少子化壓力。

香港需要一套真正的“人口組合拳”

香港要應對人口危機，首先要把生育政策從福利項目提升為發展戰略。人口不是社會政策的附屬議題，而是經濟競爭力、財政可持續、城市活力和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基礎變量。若人口持續老化、青年家庭持續減少，再強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也會被勞動力和內需結構拖累。

第一，應把住房政策與生育政策更緊密掛鉤。對有子女或計劃生育的年輕家庭，可研究在資助房屋、過渡性住房、公屋輪候、首置安排或租金支援上提供更明確的優先和激勵。

第二，應大幅強化托兒和課後照顧服務，把托兒服務視為勞動政策而非單純福利。對雙職家庭而言，能否找到可負擔、可信任、時間匹配的照顧服務，直接決定是否敢生第二個孩子。

第三，應推動職場文化改革。育兒假應逐步延長並提高靈活度，父親育兒假也應從象徵性安排轉向實質參與。政府可對採用家庭友善措施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認證和採購加分，推動“照顧家庭不等於職業懲罰”的新常態。

第四，應降低教育焦慮。香港家庭不只是擔心養育成本，更擔心教育競爭帶來的長期壓力。若社會過度依賴補習、名校和考試篩選，家庭自然會把生育視為高風險投入。教育改革、課後支援和社區學習資源，都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第五，應把人才政策與家庭政策結合。吸引人才來港，不應只強調就業和簽證，還要提供其配偶就業、子女教育、住房資訊和社區融入支持。真正能留下來的人才，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勞動者，而是一個能夠在香港安家的家庭。

香港的優勢從來不只是資本、制度和區位，也包括開放、多元、勤奮和向上流動的城市精神。要讓這種精神延續，城市必須有孩子、有年輕家庭、有願意留下來共同建設未來的人。開學禮上缺席的小一新生，敲響的不是一所學校的警鐘，而是整座城市未來感的警鐘。

政府、學校、企業和社會都需要承認：鼓勵生育不是要求個人為城市承擔責任，而是城市先要為家庭創造可以安心生活、安心育兒、安心發展的條件。只有這樣，香港才能走出少子化的被動循環，重新建立面向下一代的信心。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