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琿

新加坡近日公布政務官與國會議員薪金檢討報告，並決定接受獨立委員會建議，把MR4部長薪金參照基準從一百一十萬新元提高到一百八十萬新元（一千一百一十多萬港元）。這一安排之所以引起區域關注，不僅因為政治薪酬本身敏感，更因為它觸及現代治理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如何讓有能力、有抱負、有承擔的人願意走進政治、承擔公共責任。
新加坡領導層反覆強調，企業高管從政的機會成本並不只在收入差距，也包括隱私犧牲、家庭時間、公眾審視、政治壓力以及職業路徑的不確定性。換言之，薪酬只是政治人才供給鏈條中的一環。真正決定人才是否願意從政的，是整個制度能否讓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會被識別，貢獻會被尊重，責任會被公平評價，風險也會被合理分擔。

待遇要有競爭力 但公信力更要靠績效和問責

香港社會對政治任命官員待遇問題向來敏感。公眾可以理解吸引人才需要合理待遇，但更關心待遇是否對應表現、是否經得起問責、是否真正改善治理。新加坡經驗提醒我們，政治薪酬最難處理的不是數字本身，而是數字背後的制度敘事：為什麼要這樣定、怎樣定才公平、如何確保有薪必有責、有責必有為。

因此，香港若要進一步優化吸引政治人才的舉措，必須把待遇安排與績效管理、政策成果和公眾問責結合起來。政治任命官員承擔的是方向判斷、跨部門協調、危機處理、社會溝通和政策執行責任，其表現不能只用單一經濟指標衡量，也不能完全等同私人企業的盈利考覈。但這並不意味着難以評價。香港可以進一步完善以結果為導向的治理指標，圍繞施政報告目標、民生項目進度、跨部門協同成效、財政資源運用、公眾溝通質量等方面，形成更透明、更可追蹤的評價機制。

只有當社會看到政治團隊的待遇與擔當、能力、成績相匹配，政治人才制度纔會有更強公信力。反之，如果只談吸引人才而缺少績效說明，只談責任重大而缺少結果檢驗，公眾支持便難以鞏固。

降低從政顧慮 需要制度化保障和社會認同

對許多專業人士和企業高管而言，從政並非簡單的職位轉換，而是人生軌道的重大改變。他們需要面對媒體審視、社交空間收縮、家庭生活受影響、原有事業中斷、政治攻防壓力加大等問題。若社會只要求他們犧牲，卻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持和合理尊重，優秀人才自然會有所猶豫。

香港應進一步思考如何為從政者提供更清晰的角色保障和職業安排。例如，在政治任用前加強公共政策訓練和國情教育，在任用期間提供跨部門協調支援和專業研究支撐，在離任後建立合理的過渡和利益衝突管理機制。這樣既可保障廉潔，又能減少人才進入公共領域的後顧之憂。

同時，香港還需要營造尊重公共服務的社會氛圍。從政者必須接受監督和批評，但公共討論也應避免把一切政治服務簡單化為個人得失或標籤對立。一個成熟社會既要嚴格要求政治人物，也要珍惜願意承擔公共責任的人。只有當公共服務被視為有尊嚴、有價值、有前途的選擇，更多優秀人才纔會願意走出來。

從新加坡經驗看香港可着力的幾個方向

第一，建立更系統的政治人才儲備機制。可在現有諮詢組織、地區治理架構、專業界別平台和青年參與計劃基礎上，形成更有層次的人才數據庫和歷練機制，讓不同年齡、背景和專業的人才有機會通過公共服務逐步成長。

第二，強化公共政策訓練和實戰歷練。優秀專業人士未必天然熟悉政府運作和政治溝通。香港可進一步推動政策研究、國情培訓、議會規則、傳媒應對、危機管理、基層溝通等課程，並通過跨局、跨區、跨界別項目，讓潛在政治人才在真實議題中接受檢驗。

第三，完善政治任命與績效評價之間的銜接。政治職位應有明確職責、階段目標和結果檢視。評價不宜機械化，但應讓公眾看到政策目標是否推進、資源是否有效使用、問題是否得到回應。

第四，增強從政路徑的可預期性。許多人才不是不願服務香港，而是不知道如何進入、如何成長、如何承擔更大責任。制度若能把諮詢參與、地區服務、公共機構任職、政策項目負責和政治任命之間的關係講清楚，人才自然更願意投入長期準備。

第五，保持待遇制度的透明和節制。合理待遇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條件之一，但必須與公共服務精神相結合，與廉潔、問責和表現相配套。香港不應回避待遇問題，也不應把待遇問題簡單化為加或不加，而應把它放在治理現代化和人才競爭的大框架中審慎討論。

香港需要願擔當也能成事的人

新加坡調整政治薪金，表面看是待遇問題，深層看是國家治理的人才問題。它提醒香港，在全球競爭加劇、社會訴求多元、治理任務繁重的時代，政治人才不會自動出現，也不能只靠臨時物色。人才要靠制度發現，靠實踐錘鍊，靠責任約束，也靠社會認同來支撐。

香港已經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未來能否把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發展動能和民生成果，關鍵在於是否擁有一支忠誠、擔當、專業、團結、善於作為的治港人才隊伍。吸引優秀人才從政，不是為了少數人的職位安排，而是為了香港長遠繁榮穩定，為了市民對良政善治的共同期待。

制度聚賢能，擔當見初心。香港若能在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下，不斷完善人才入口、培養機制、任用標準、待遇安排和問責體系，就能讓更多有識之士願意投身公共服務，在國家發展大局與香港自身所長之間找準位置，為香港由治及興貢獻更堅實的力量。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