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紫荊評論員

2026年9月8日晚，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親人陪伴下安詳辭世，享年89歲。中央港澳辦和中央駐港聯絡辦分別發出唁電。港澳辦唁電指出，董建華先生“為香港順利回歸與平穩過渡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作出重大的歷史性貢獻”，稱讚他“團結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同心同德、堅毅奮進，沉着應對、妥善處置了一系列複雜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中聯辦唁電特別提到，董建華先生終身堅定“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信念，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作出重大歷史貢獻。

兩份唁電指向的，是一位開創者、一位守護者，也指向一段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施政歲月。站在董先生遠去的此刻回望，對他最好的緬懷，或許是延續他未竟的事業。

一個跨越二十餘年的判斷

1997年7月1日，董建華宣誓就職。他最緊迫的題目只有一個：讓香港人住得起房。上任之初，他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興建不少於8.5萬個公私營房屋單位。與此同時，他提出“數碼港計劃”，為香港謀劃資訊科技時代的產業定位。

二十多年後再看，這兩大政策的判斷力毫不過時，體現了董先生深邃的戰略遠見和深厚的為民情懷。因為香港的發展主線，至今仍是他當年劃下的那條線。

然而，“八萬五”中道而止，數碼港偏離初衷。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的分析切中要害：“八萬五”大計某程度衝擊了發展商利益，提出後“香港馬上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樓價急劇下降。劉兆佳進一步指出，董建華有不少政策高瞻遠矚，但因無政黨背景、欠缺政治力量支持，“令好多政策在推行時都受到掣肘”。但如果僅僅歸因於“生不逢時”，恐怕低估了問題的本質。

被忽略的另一半真相

近日，《大公報》發表“龔之平”文章指出，安全與發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沒有安全，發展則如沙上築塔。將這個判斷放回董建華施政的八年，會看到一層更深的因果關係。

董先生為何提出“八萬五”？因為住房是香港最尖銳的民生問題。為何提出數碼港？因為經濟結構失衡是香港最深層的隱憂。但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態中，反中亂港勢力將民生議題政治化，把施政議程泛對立化，正常的政策討論被裹挾為政治攻訐，長遠規劃被“當下利益”淹沒。那些本可造福香港的長遠之策，正是在這種干擾破壞中被消耗、被擱置。

董建華任內亦曾推動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回憶，董先生“肯推動23條立法，是迎難而上，履行我們憲制責任”，“董特首沒有撤回這條例，沒有撤回、只是立法會缺乏足夠票支持，所以未能恢復二讀”。立法最終未能通過。這一挫敗與“八萬五”擱置、數碼港偏離，共同指向同一個根源：當安全底線未築牢時，一切關乎香港長遠發展的施政都可能被干擾、被消耗、被擱置。

這正是“龔之平”文章反覆警示的：“沒有安全，發展則如沙上築塔。”董建華未竟的事業，恰恰印證了這一論斷。

中央支持下走出至暗時刻

但香港並非只有挫敗的敘事。董建華任內最具標誌性的時刻，恰恰證明了他的另一個判斷——“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衝擊港元，國際炒家狙擊聯繫匯率制度。時任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回憶，朱鎔基總理公開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會提供儲備，幫助對抗投機者”，“在此非常時刻，中央政府承諾支持無疑是強大後盾，提振了我們的信心和士氣”。董建華帶領特區政府打破“積極不干預”慣例，攜外匯基金迎戰，保住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命脈。

2003年，非典疫情突襲香港，失業率飆升。在內地同樣急需抗疫物資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藥品和器材。時任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提出動議感謝中央，指出“內地在處理非典型肺炎時，對物資的需求已經相當迫切，但仍然向香港提供上億元的醫療物資”。同年6月，CEPA簽署，內地居民“個人遊”政策落地，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

董建華後來回顧非典時動情地說：“沒有中央的支持，我們很難想像可以渡過難關。”這句話並非客套，而是八年施政的切身之痛與切身之幸。

以安全固發展，以發展促安全

董建華遠去，但香港的發展命題並未遠去。今天的香港，“由治及興”邁出新的步伐。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築牢了安全底線，為各項長遠施政掃清了干擾。“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的命題，正在被實踐所驗證。

董建華當年提出的“八萬五”目標，今天以北都新區、簡約公屋等更具制度保障的方式持續推進；他當年播下的創科種子，今天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國際創科中心的藍圖中開花結果。

港澳辦唁電中有一句話格外動人：董建華先生的一生是“愛國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奉獻的一生”。對先生最好的告慰，不是止於追思，而是繼續書寫他未竟的藍圖——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讓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堅強保障下，走的更穩更遠。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