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銘銳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2026年9月11日就“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正式頒下判刑理由書。法庭裁定“支聯會”被判罰款150萬港元；李卓人被判監禁7年；何俊仁被判監禁5年2個月；鄒幸彤被判監禁7年3個月。本人認為，高等法院的量刑理據充分、論述嚴密，嚴格遵循普通法原則與《香港國安法》的量刑框架，既彰顯了維護國家安全底線的堅定決心，又展現出香港法治寬嚴相濟、客觀溫和的精神。

一、量刑理據充分，嚴格依據法律與事實，罪責定性精準

依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干犯“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庭在評估本案是否屬“情節嚴重”時，綜合考量了案發時的社會氛圍、犯罪持續時間、涉案人的影響力及作案手法等因素，定性準確且理由極具說服力。

其一，犯罪時間長且具持續性。被告等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長達14個月的期間內，持續多次作出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絕非偶發或單一事件。

其二，利用網絡傳播，潛在危害深遠。被告等人透過YouTube、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平台及紀念館等管道廣泛傳播煽動主張，訊息可被不限時段反覆瀏覽與轉載，接觸面廣且涵蓋不同年齡層，顯著增加了社會風險。

其三，具強大社會動員力與預謀性。“支聯會”在港扎根逾30年，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均為社會知名人士，其言行舉止的動員力與影響力遠非普通市民可比。

其四，明知故犯，拒絕臨崖勒馬。法庭指出，被告等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已明白其綱領有違《憲法》及《香港國安法》，但仍一意孤行地推動其主張，屬有預謀的抗爭舉動。

基於上述客觀事實，法庭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並以7年6個月監禁作為三名個人被告的共同量刑起點。這一起點位於“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法定刑幅度的中游位置，本人認為充分反映法庭是嚴格基於證據進行罪責評估，而非盲目採用法定最高刑期。

二、寬嚴相濟與司法專業，充分考量求情因素，展現公義與審慎

本案的判刑過程嚴格遵循普通法下關於量刑起點與刑期扣減的程序，充分兼顧了被告的個別求情與客觀事實，體現了香港司法獨立與中立專業的程序正義。

一是認罪獲得實質扣減。被告何俊仁在審訊前選擇認罪，法庭考慮到其認罪階段，給予其高達22個月的刑期扣減。二是肯定過往公職服務。法庭考慮到李卓人與何俊仁曾擔任立法會議員等公職長達21年，將其視為良好品格的表現，酌情給予兩人各3個月的刑期扣減。三是節省法庭時間及考慮延期壓力。辯方在審訊中同意了大量控方案情，節省了可觀的公帑與審訊時間；加上審訊因預期外原因延期，法庭體諒被告心理壓力，額外給予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各3個月的扣減。即便是拒絕求情、宣稱“不之後悔”的鄒幸彤，法庭亦同樣公平地給予了這3個月的客觀扣減。四是法人團體罰款量刑妥當。“支聯會”作為法人團體，法庭依據《高等法院條例》第3條及《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一條，綜合考慮其組織資產、罪行嚴重性及阻嚇力後判罰150萬港元，兼顧了適度性與阻嚇力。

綜上，這些細緻的扣減安排證明，法庭完全是按法律原則行事，不枉不縱，絕無政治偏見。

三、橫向對比彰顯溫和，國安法規範克制，堪為普通法典範

將本案的判刑置於全球維護國家安全法治體系的橫向座標中，更可清晰看出香港國安法律制度的客觀與溫和。英美等西方國家擁有長達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維護國安立法歷史，其執法與司法標準極其嚴苛。例如在美國“國會山莊事件”中，極右組織“驕傲男孩”前頭目恩里克·塔里奧（Enrique Tarrio）即使在案發當天並未親臨現場，僅憑加密訊息遠程指揮，仍因煽動顛覆相關罪行被判處長達22年的重刑；同案其他核心成員亦被判處15年至18年不等的監禁。相較之下，《香港國安法》實屬最溫和、最基本、最低標準的國家安全法律。本案被告長期、系統性地推翻《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在“情節嚴重”的法定框架下，法庭最終判處的刑期介乎5年2個月至7年3個月之間，整體量刑極具克制與溫和。這充分證明香港特區法院嚴格依法公正辦案、罰當其罪，沒有冤枉任何人，為普通法地區維護國家安全樹立了典範。

“法立於上，教弘於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對支聯會案的判刑理由書，以清晰的法理轉化《憲法》與《香港國安法》的權威，將國家安全底線明確樹立於社會大眾心中。這一判決不僅是對非法煽動顛覆行為的嚴正追究，更是對香港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與國家安全的堅定捍衛。

（作者係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