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錦雲

驚悉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董建華先生於2026年9月8日與世長辭，香江含悲，舉國同悼。回望董先生的一生，他對香港的貢獻早已超越回歸初期的穩局奠基與“一國兩制”的開創性實踐，更在於一系列跨越周期、穿越時間的長線布局——錨定教育與人才之本，布局創新科技之脈，打通香港與內地融合之路，即便卸任之後仍以民間智庫凝聚社會智慧，為香港的長遠未來深謀遠慮。

遠見布局：為香港種下創新科技的種子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董先生便清醒地判斷：香港若要維繫長期競爭力，絕不能止步於金融、貿易等傳統優勢，必須向知識型、科技密集型經濟轉型。1997年，他在首份《施政報告》中便提出興建科學園、推動資訊科技教育，並撥出50億港元設立優質教育基金推動有關工作；1998年進一步設立50億港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組建應用科技研究院，為香港開闢創新科技發展道路。此後十餘年間，香港科學園、應用科技研究院、數碼港等創新載體相繼落成，一步步築牢了今日香港創科生態的根基。

教育與人才：把最核心的資源留給未來

在教育與人才領域，董先生的布局同樣着眼於百年之計。2000年，他提出十年內將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從約三成提升至六成，讓更多青年獲得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為知識型經濟儲備人力資本。2003年，香港推出全新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不限行業、不設配額，為香港引入專業人才發展產業敞開大門。

站在今日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教育樞紐與高端人才高地的座標回望，這些政策在當年曾引發討論、歷經調整，但其底層邏輯始終清晰而堅定：香港最核心的資源永遠是人，教育、科研與人才，纔是一座城市長盛不衰的根本。香港科技大學在悼文中特別提及，董先生長期關心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科研創新與科技人才培育，多年來對科大的成長給予了深切關懷與鼎力支持。

融入國家發展：以區域協同拓展香港空間

董先生另一項影響深遠的貢獻，是率先推動香港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區域協同中拓展自身空間。早在2003年《施政報告》中，他便明確提出“加快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同年CEPA簽署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正式升級，由兩地行政首長共同主持，並提出以十至二十年的長遠視野，將涵蓋廣東與香港的“大珠三角”打造為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區域之一。2004年，粵港兩地進一步推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在跨境基建、經貿往來、科技教育、人員物流等領域全面深化協作。

如今家喻戶曉的“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可以說是成型於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基礎之上。與其簡單稱董先生為“大灣區概念的提出者”，更全面的評價應該是：他任內推動的珠三角經濟融合、“大珠三角”合作框架、CEPA制度安排與跨境基建布局，為後來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落地，作出了至關重要的先行探索與制度鋪墊。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已經在思考香港如何突破地理與市場的邊界，在區域產業分工中放大金融、貿易、航運、專業服務與國際聯繫的獨特優勢。

民生破局：八萬五建屋計劃解決基層住房困局

董先生上任之初，面對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住房矛盾，就展現出了極大的破局決心和魄力。他在1997年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提出“八萬五”建屋目標，即計劃每年興建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旨在通過大幅增加供應來遏制炒風，讓基層的升斗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同時承諾將基層市民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當時的平均6.5年大幅縮短至3年，這讓此後的整代香港人切實受惠。雖然“八萬五”建屋計劃隨後不幸遭遇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香港樓市泡沫爆破、負資產涌現，政策被迫調整，但董先生“急市民所急”的執政理念和初心，以及其前瞻眼光值得香港銘記。

卸任之後：以民間智庫延續公共擔當

卸任行政長官之後，董先生始終心繫香港發展，從未離開公共事務的舞台。2014年，他發起創辦團結香港基金，匯聚香港本地、內地與國際的專業力量，以系統研究產出公共政策建議，服務政府、公共機構與社會大眾。創會之時他曾言，沒有任何政府能夠集天下之才、盡世間之智，而香港民間社會正是“思想和智慧的寶庫”。他的願景，是打造一個有信譽、有分量的香港民間智庫，以公開研究、政策倡議與公共討論，推動香港行穩致遠。

這一治理理念，同樣是董先生留給香港的寶貴精神遺產：公共治理從來不是政府的獨角戲，大學、科研機構、專業人士、工商企業、社會組織與民間智庫，都可以成為政策創新的源頭活水。此後數年間，團結香港基金圍繞創新科技、教育、房屋、醫療、社會政策與區域發展等議題持續深耕，逐步成長為香港極具影響力的政策研究平台。董先生一生都在不懈探索改善香港的路徑，一心要為下一代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長線思維：他始終在回答香港“下一程”

將這些跨越數十年的布局串聯起來便會發現，董先生終其一生反覆追問的，始終是同一個根本問題：香港的下一程，該往何處去？

他給出的答案，從來不曾囿於一屆任期、一個產業、一項政策，而是教育人才、創新科技、國家機遇、區域協同與社會智慧的系統性、長期性共振。

歷史對公共政策的檢驗，終究要交給時間。今天，當香港熱議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打造、人才高地建設，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之時，我們愈發清晰地看到：這些關乎香港未來的核心命題，其思想的線索與布局的伏筆，早在二十餘年前便已悄然鋪就。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

董建華先生走了，但他留給香港的，遠不止幾項具體的政策成果，更是一種面向未來謀劃香港、在國家與世界的座標系中定位香港的戰略視野。他是香港少有的具有家國情懷、愛港為民、百折不撓且極具遠見的政治家，留下寶貴治理香港的理念和精神，實乃我輩楷模。他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背景帶領香港回歸祖國，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引領香港在驚濤駭浪中前行。他提出的一些治理香港的對策雖然因種種原因或時機不對而執行不順，但也積累了實踐經驗，比如推出“高官問責制”就是提升官員治理水平和社會監督很好的嘗試。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謹以此文，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作者係香港大灣區教育融合發展智庫主席，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