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文鋒

理解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常陷入兩種對立詮釋：一種認為回歸以來的制度調適是“兩制被侵蝕”；另一種則視之為中央對既定方針的“收緊”。這兩種觀點皆忽略歷史脈絡，也無法解釋為何中央反覆強調一國兩制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好制度。要掌握其生命力，宜從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邏輯切入，而非僅套用西方話語框架。

復旦大學陳明明教授指出，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在外部危機與追趕現代化壓力下，以政黨為核心、組織與架構高度契合的過程，此體制賦予內地強大戰略定力。當我們將視線移至香港，一國兩制並非國家體制的孤立例外，而是國家整合邏輯在高度異質空間中的創造延伸。回歸近30年，其核心密碼在於以內地制度穩定為底氣，透過對香港特殊價值的“功能嵌入”，因應內外環境變化展現“整合彈性”。

“功能嵌入”：整合不等於同化

現代國家治理從不意味強行同質化，而是在穩固體制內核的前提下吸納異質元素，使之服務國家大局。“功能嵌入”的精義正在於此。中央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主義大國當中，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普通法體系及多元生活方式，前提正是國家主體擁有充分制度自信與戰略韌性。

在這格局下，中央從未對港採取簡單同化思維，而是精準的“功能嵌入”——讓香港延續普通法傳統、自由營商環境與國際化網絡，承擔國家急需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與創科角色。例如香港作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其資金池與結算系統直接服務國家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裡，香港專業服務與國際仲裁功能，亦為區域一體化提供製度接口。社會毋須改造為內地模式，只要功能上對接國家戰略，便能在“一國”體系中釋放紅利。這種和而不同的設計，正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開放性的極致體現。

當然，制度安排不可能一成不變。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深化與調整，本質上是因應環境變遷的“整合彈性”展現：在守護“一國”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對治理策略與互動方式實行動態重構。

“整合彈性”：從淺層對接到系統性築牢

回顧回歸初期10多年，兩地互動集中於經貿與民生。從簽署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到開通“個人遊”，中央策略側重於經濟層面的功能嵌入，政治層面保持克制。當時的治理假設，是經濟融合會自然帶動政治認同。

惟全球化下身份認同日趨多元，加上香港社會長期存在之本土論述對國家形象的偏頗呈現，及教育體系裡缺失歷史與國民教育，使經濟利益未能有效轉化為政治向心力。2014年違法“佔中”與2019年修例風波，暴露了淺層嵌入的脆弱：在外部勢力干預與內部激進力量合流下，單純的經濟紐帶難以抵禦衝擊；國安一旦出現漏洞，繁榮穩定也難維繫。

面對重大挑戰，中央展現非凡政治定力與“整合彈性”。從頒布《港區國安法》、完善選制、貫徹愛國者治港，到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這些舉措並非如部分輿論所稱的“否定兩制”，而是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本質不變之前提下，對“功能嵌入”開展系統升級。

其一，擴展領域：從以往偏重經貿互利，擴展至政治忠誠與國安，將維護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確立為香港憲制責任。其二，轉換主體：透過重塑管治架構，確保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推動治港團隊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對接國家五年規劃及大灣區建設，例如北都發展策略便體現了與深圳協同的積極布局。其三，健全機制：以法治化方式，將憲法與基本法確立的秩序落實為本地長效規則，消除體制內外灰色地帶。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

中央近年對港治理的演進，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邏輯下的必然調適。這既守住了國家統一與安全底線，也為一國兩制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開闢更穩健實踐空間。對今日香港而言，深刻理解這套整合邏輯，尤為關鍵。

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轉型期，我們既不能被外部雜音干擾，也不能靜止地看待“兩制”。唯有明白香港是國家整體治理與全球戰略的重要支點，自覺維護國安這個穩定內核，並充分發揮普通法、國際接軌、專業服務等獨特優勢，香港方能在融入國家大局中創造不可替代的價值。唯有如此，一國兩制方能行穩致遠、續寫新篇章。

（作者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生，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