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消息，應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特朗普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9月23日至25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主席時隔3年再次到訪美國，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內實現互訪，具有歷史性、里程碑意義。

在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接受《人民日報》“展開聊聊”欄目視頻專訪，就中美元首會晤可能關心的話題、人工智能對兩國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等展開深入對談。

以下為專訪原稿

楊翹楚（人民日報記者）：早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訪華結束後不久，中方就釋放了信號，說今年秋天習近平主席要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提前四個月就釋放信號，這個在中國的外交活動中是不是比較罕見呢？

鄭永年（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我覺得這不僅對中國外交來說很罕見，我覺得在整個二戰以後的外交中也是很罕見的。這就是因為它的重要性。

如果從未來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今年可能是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經受二戰以後最嚴峻考驗的一年。我個人把它總結為四大危機：

第一大危機就是地緣政治危機——各個地區都在動盪。

第二大危機就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危機——發展問題如今也出現在全球北方，成為很多西方國家面臨的問題；

第三大危機是文明危機，也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

第四大危機就是全球治理危機——二戰以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已經動搖了。聯合國如何改革？其中大國要負起大國的責任。

中美不僅僅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係。中美穩，基本上天下穩。

記者：元首之間的外交，肯定首先聚焦於兩國之間的事宜。對這一次習近平主席到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您的期待是什麼？您期待更多的是具體的雙邊事務？還是更多跟全球治理、跟世界秩序的維護相關的議題？

鄭永年：這兩個層面很難把它分開來。

中美關係當然是最關鍵的。中美是兩個大國，各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如果我們說求同存異，去把共同的利益做大，那麼不同的利益就小了。所以我們一直在說，中美關係就是要分“三步走”：

首先，是增強經貿壓艙石；然後，在政治層面，通過兩國領袖之間的峰會等各種方式的溝通，達成共識；以後再去處理比較棘手的安全問題。

我個人估計，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如貿易肯定會談，人工智能等議題也會談。對一些全球層面的問題，兩國領袖也會圍繞地區衝突等問題進行交流。

記者：中美在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這種激烈的競爭，對於我們維持或者構建這樣的穩定關係，是做加法還是做減法？會不會威脅到我們的穩定？

鄭永年：我是覺得這個問題要做科學的分析。中美兩國競爭不可避免，鬥爭也不可避免。但是你要看到，去年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還有五千五百億美金。

那表明什麼呢？根據我們的計算，中美兩國經濟超過70%都是互補的，百分之二三十是競爭的，那就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包括人工智能領域也是脫不了鉤的——我們的DeepSeek也好，Kimi K3也好，我們只用了美國大約百分之十的成本，但是性能達到了美國的90%甚至更高。我想，美國政府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來禁止所有美國企業使用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

記者：說到人工智能，有一種聲音認為，人工智能在接下來三年內，有百分之十的概率把人類文明都要毀滅掉。有人認為國際關係，包括中美關係就沒有那麼重要了。現在可能已經到了一個節點，人類文明或者全球公共利益已經壓倒了國家之間的競合。您怎麼看？

鄭永年：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今天如果說人工智能，就是在說中美關係，因為人工智能的技術和產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

人工智能不像核武器。核武器就放在那裏，還有國際原子能機構這樣的機制進行協調和監督，但人工智能目前還沒有。

我們中國一直以來的目標，就是發展與安全兩條腿一起走路。但我想最終各方會走向我們的模式。

最近美國的大廠都在說，要slow down，要慢一點，要思考安全問題，以及人工智能對人類生存可能帶來的威脅。人工智能就是這個關切。我想這一點共識是中美之間會有的。

記者：您一直主張，最後中美兩個國家，或者說國家之間的競爭，勝負取決於開放的程度。怎麼實現高水平開放和高水平安全的平衡？

鄭永年：這就是技術與安全之間的問題。實際上關乎治理制度。因為技術決定了你能走得多遠，但是人文、管理和治理，決定它的方向。

所以我最近提出來：人工智能是個“技術利維坦”。如果我們被它馴服了，那就糟糕了。

這個話題是可以談判的，所以這也是合作的基礎。總書記說過，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大國的責任。我們處理和美國關係的時候，我們考慮到整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記者：今年五月份，中美之間達成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為接下來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了指針。那我們從哪些指標能夠去評估中美關係的好與壞？

鄭永年：現在美國也在變化。其實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變化是巨大的。美國的老一代，成長於中國窮的時候，他比較同情中國。八零後的美國政客，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他們感受到的是（中國的崛起）。尤其是海灣戰爭以來，美國每隔三年兩年就打仗，中國一直搞建設。所以他們現在對中國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了。

五月份中美兩國達成了穩定（關係）的共識，當然這個共識是不容易的，也正越來越成為美國兩黨之間的共識。我個人覺得，中美兩國通過企業層面、社會層面、領袖層面和工作層面的交往，能找到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

記者：您剛才提到，現在達成這種穩定很不容易。那現在提出來的是“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這個“建設性”您覺得體現在哪？克服了哪些困難？

鄭永年：首先是政治信任度。西方的哲學習慣認為國際政治是零和遊戲。我們的哲學一直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存“。所以我覺得領袖峰會還是需要帶一點宏觀上的（考慮）。

記者：展望未來，隨着中國進一步發展和崛起，我們未來的中美關係，一個相對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什麼樣？

鄭永年：我們總書記說”太平洋之大，能容納得下中美兩國“。現在是地球之大，更能容納得下中美兩國了。

從經濟結構談，我們說經濟是基礎。同樣，我們應該走向全球南方和發展中國家。

中美兩國都不要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所以，這是一個和平共處的關係。中美兩大經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記者：在初秋這一個月裡，習近平主席到三個大洲、四個國家，參加了兩場多邊峰會。這樣的節奏很頻密，也很少見，是在回應什麼樣的”時代之問“？

鄭永年：就是要重塑或者重建國際秩序。踐行四大倡議，就是我們前面討論的、今天世界經歷的四大危機。我們要展現我們的大國責任。

現在世界上，如果說有一個國家能夠同時和發展中國家、中等國家、“超級大國”打交道，那就是中國。所以要意識到我們的國際責任有多麼重。

記者：您看，特朗普總統多次在公開場合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一個大國領導人對另一個大國領導人有這麼多公開的高評價，是罕見的還是常見的？

鄭永年：特朗普對我們總書記的評價是真實的。包括我剛才說，馬斯克也好、盧比奧也好，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來年那麼偉大的成就，他們能忽視嗎？所以我覺得，他（特朗普）對我們總書記的（欽佩），是一種非常由衷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