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海明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設定五大目標和22項主要量化指標，標誌着香港從“積極不干預”轉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的新治理邏輯。特區政府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匯報”機制，並預留監測評估和中期調整安排，做到目標可量化、責任可追溯、進度可檢驗。透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香港能更有效地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融入和服務發展大局，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系統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系統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中至少體現出四重深意。

於本地，把香港的發展優勢轉化為發展信心與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

於民生，聚焦改善民生。決心解決劣質劏房問題、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已有清晰路線圖和時間表落實目標。

於治理，從理念到舉措重構香港的治理體系，推動管治進入新階段、實現新提升。

於國家，讓香港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所長、贏得機遇、貢獻國家。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謀劃長遠未來的重要工具，管方向、定目標、繪藍圖。新一份施政報告則將宏觀目標細化為具體行動，兩者一脈相承，為市民、商界和投資者帶來清晰預期。

經濟和創科板塊看增長動能，民生板塊看住房、醫療、教育，環保板塊看碳排放和綠色轉型。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明確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比重，擬由2024年的1.63%提升至2030年的3%；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公屋綜合輪候時間”2030年至2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把承諾化為可問責、可考核的制度性安排。

戰略謀劃要落地，背後是治理邏輯的深刻轉變。長期以來，香港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治理傳統，缺乏中長期的系統謀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出台，標誌着香港從“積極不干預”轉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的新治理邏輯。五年後香港將成為什麼樣？市民和投資者可以拿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逐年“對賬”。這種“目標可量化、落實可考核”的戰略謀劃，正是把香港既有優勢轉化為市場信心、轉化為市民獲得感的關鍵所在。

促進聯通灣區及“一帶一路”

本地謀劃與治理變革，最終都要放在國家大局中才能看清其意義。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廣東“十五五”規劃周期同頻對齊：國家“十五五”規劃是頂層設計，廣東“十五五”規劃是區域轉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落地接口。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持續深化大灣區“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把國家戰略宏圖細化為城市行動。

藍圖既已對接國家，市民有理由期待，香港一些長期積累的實質性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共建‘一帶一路’”的章節中首次提出，香港要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首選合作夥伴”和多邊合作樞紐。這與筆者倡議的“超級合夥人”概念內核一致，都是共同參與、共擔風險、綁定利益、共享成果，不再只是撮合交易的中介。

筆者更希望，香港不僅僅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首選合作夥伴”，還應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海南自貿港乃至全國各區域的“首選合作夥伴”和“超級合夥人”。尤其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已提出便利貨物在香港及海南洋浦兩地選港出口、形成“雙樞紐”格局，瓊港聯動未來更可升級為涵蓋金融、航運、航天科技、法律服務的全方位合作，在國家促進區域聯動發展的戰略布局中，確立“超級合夥人”的新角色。

筆者曾在近日的媒體訪談中坦言：我很羨慕我的孩子們。他們正青春年少，而五年後，當他們大學畢業步入社會時，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個更蓬勃、更多元、更美好的香港。他們不必遠走他鄉尋找機會，在家門口就能放飛夢想。想及此處，筆者常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風雨，見證過低谷，深知今天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得來不易，為下一代築路，不是我們的選擇題，而是刻不容緩的責任。五年很短，短到一個孩子剛從校園走向社會；五年也很長，長到足以讓一座城市改變模樣。藍圖已繪，路在腳下，透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香港定能充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保持和發揮自身優勢，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係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