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貴榮
10月9日,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2026紫荊文化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以“擘畫五年規劃藍圖 引領香港未來發展”為主題,200餘名各界代表圍繞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實施路徑、區域融合與創新發展等展開討論。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並致辭,多位嘉賓從不同角度探討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其中,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以及北部都會區建設的討論,尤其值得深思。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在主題演講環節指出,最好的發展模式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規劃與市場並非相互排斥,而應分工協作。這一觀點具有現實意義。香港長期依靠自由市場建立國際競爭優勢,但面對產業轉型、科技創新及區域協調等長期發展議題,僅依賴市場自發調節並不足夠。五年規劃的價值,正在於政府通過長遠布局提供明確方向,同時保留市場配置資源與自主創新的活力。
筆者認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意義不應止於政府制定發展藍圖,更在於能否帶動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及韋基球資料科學講座教授秦泗釗關於北部都會區與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觀點,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案例。嶺大鄰近洪水橋大學城,即使並非位於北都核心範圍內,大學仍可憑藉發展信心、科研資源及人才優勢參與區域建設。這說明北部都會區的長遠發展不應侷限於規劃範圍內的土地開發,而應通過產業、教育與科研合作,吸引周邊地區關注和支持北都形成更廣泛的發展網絡。
另一個值得香港借鑑的經驗,內地五年規劃並非只停留在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規劃出台後,地方政府、事業單位及國有企業會結合自身定位,進一步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和實施安排,形成不同層級之間的政策銜接。香港雖然擁有不同的制度環境,但這種由整體戰略帶動各方行動的規劃思維,仍具有借鑑價值。
以北都為例,其規劃可進一步形成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協同體系。宏觀上,由特區政府明確北都在香港整體發展及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戰略定位;中觀上,由大學、產業園區、科研機構及企業根據自身優勢,制定相互配合的發展計劃;微觀上,落實為科研合作、人才培養、企業投資及技術轉化等具體項目做好配套服務工作,並建立清晰的時間表與評估機制。
當然,多層級規劃並不意味着增加幹預,而是讓不同主體在共同方向下發揮各自優勢。政府需要提供政策協調和公共資源支援,大學與企業則應保有自主決策與創新空間。
香港“一五”規劃的真正考驗,不僅在於藍圖是否宏大,更在於能否形成上下銜接、區域聯動、社會參與的實施機制。唯有讓宏觀戰略轉化為中觀協作,再落實為微觀行動,規劃才能真正從政府的發展願景,成為推動香港走進“有為政府,高效市場”的整體進步、共同實踐。
(作者係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生,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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