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文港
從今年年初開始,以深度求索(DeepSeek)、宇樹科技、遊戲科學、雲深處科技、強腦科技和群核科技為代表的內地科技企業,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又因為他們的總部均在杭州,因此被外界形容為是”杭州六小龍”。宇樹科技的機械人登上今年內地的春晚舞臺,一系列動作讓外界歎爲觀止。習近平總書記於2月17日主持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兩位年輕企業家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和深度求索創始人梁文鋒亦獲邀出席。同時,深度求索的橫空出世,更是引爆了港股市場科技板塊的價值重估,以及推動港股市場迎來一波持續上漲的行情。
“杭州六小龍”作為人工智能、機械人、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Interface,BCI)等尖端技術領域的杰出代表,其強勢崛起的背後、從本質上影射出的是浙江省經濟結構轉型的斐然成果,以及省會城市杭州從”電商之都”到”科技新貴”的身份躍遷。筆者認為,杭州近年已悄然完成一場從商業模式,創新到硬科技突圍的角色蛻變,而這些轉變,離不開杭州市政府打造高度包容且便利創新的營商環境,持續不懈地推動產業升級、重視人才引進和人才培養、構建高校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等因素共同作用。
衆所周知,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核心支柱,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轉型中起舉足輕重的貢獻。近年來,杭州市以“服務型”政府為標杆,致力於打造高度包容且便利創新的營商環境,讓企業可專注於技術創新和市場拓展。另一方面,杭州市政府早年依託阿里巴巴崛起的電商經濟,為當地積累了豐厚的數字基建和人才儲備。即使如此,當地政府並未停止或放慢推動產業升級的步伐,早在2015年便將目光投向發展硬科技領域,將人工智能、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納入重點扶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去年杭州市政府更進一步提出打造成為全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高地。多年以來,杭州市政府對民營經濟和科技創新大力支持,以“六小龍”為代表的一批科技初創企業誕生和茁壯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產業生態及投資環境。
浙江大學培育人才有功
人才是科技創新的最重要資源。杭州市政府在人才吸引方面,展現了求才若渴的積極態度,通過“零門檻”落戶政策、真金白銀的激勵措施,讓全國乃至全球科技人才紛紛來到。內地人才招聘機構公布的資料顯示,杭州市已連續5年位列全國人才吸引力城市的前5名。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作為國內首批”雙一流”大學,是打入QS世界大學百強為數不多的幾間內地高校,過往為杭州乃至全國培養了為數衆多的高素質人才。“杭州六小龍”創始人當中,就有一半有浙江大學求學的背景,包括雲深處科技的朱秋國、強腦科技的韓璧丞、深度求索的梁文鋒。
浙江大學在推動杭州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獨特的功能,該校除了注重前沿學術突破外,更基於創新創業的教育理念,構建起從實驗室到產業化落地的成熟閉環生態,是全國孵化最多創新企業和企業家的高校之一。為加快推動大學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浙江大學於2017年成立了校友企業總部經濟園,目前園區已匯聚600多家高科技企業和平台企業,逐步建立龍頭企業、成長企業和初創企業齊頭並進、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體系。
資本助力,同樣是杭州科創繁榮的關鍵密碼之一。杭州活躍且多層次的創投資本為處於早期發展的創新企業提供了豐富的資金支援。除了由杭州市政府牽頭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外,當地以市場化運作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亦十分活躍,包括阿里戰投、螞蟻金服等知名產業資本,也有銀杏谷、元璟資本等專注硬科技的股權投資基金,還有杭州大量的民間資本,發揮”敢投善投、投早投小”的特質,共同助推大量的科技初創企業成長為獨角獸。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科創基金和杭州創新基金作為由杭州市政府主導設立的兩大千億級投資基金,發揮着政府引導基金的“耐心資本”特點,參與了當地許多科技企業的早期投資。例如,以不同形式參與”六小龍”前期投資,早於2018年就對雲深處科技進行天使輪投資,並在2019年和2020年持續追加投資規模,從2022年起參與宇樹科技共4輪融資,並於同年向強腦科技完成了第一筆早期投資,並在2024年再度追加投資。
由此可見,杭州市的經濟發展從電商基因、到科創血脈的蛻變絕非偶然,“六小龍”背後的杭州創科經驗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結果。毋庸置疑,香港在發展創科產業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包括大學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功能,以及背靠大灣區城市的先進製造業基地等。同時,近年來特區政府亦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產業,不僅為創科基建作出鉅額投資,亦撥款成立專注於創科及策略性產業投資的港投公司,以及加快開發河套園區及北部都會區,迄今已取得有目共睹的進展。
為大學研發商品化鬆綁
不過,“杭州六小龍”代表的杭州創科經驗也提醒我們,香港可吸取對方的寶貴經驗,進一步揚長避短,從而加快創科產業的發展。首先,儘管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營商環境,但亦要看到在便利創新方面的包容性仍有不足,尤其是一些現行的法律法規多源於港英時代所訂立,難以適應新興產業發展需求。本港應從法律層面主動加快審查及更新立法程序,構建起適應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形態的法律框架,例如近來本港積極發展的低空經濟、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以”監管沙箱”形式率先推動一些創新企業在本地進行先行先試。
至於在促進高校科研轉化方面,本港各大學應當進一步為大學研發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拆牆鬆綁,可探索實施”教授創業假期計劃”,保障學術創業者的雙重身份,鼓勵更多教授參與推動技術轉化和市場化拓展。同時,在政府減少對大學撥款的背景下,鼓勵大學利用儲備資源積極投資在科研成果上,並改革大學知識轉移部門的職能,為開拓多元化投資收入和鼓勵大學創新創業之間取得雙贏。就中長期而言,香港與內地還可考慮在北都大學城、設立由兩地和海外一流大學合作共建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以加強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合作機制,並鼓勵香港高校在河套等地設立中試基地在內的成果轉化平台、創新創業平台,以補足香港科研成果商品化的短板。
加快構建新興產業融資體系此外,香港政府的創科基金對初創企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單靠政府的資金支持不足夠,且政府基金出於財政約束和公帑的考慮,資助上有所限制亦是情理之中,但對科創企業而言或許又顯得不夠靈活。因此,香港需加快構建由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協同發力的多層次融資生態體系,構建支援新興產業發展的融資體系。具體而言,本港在持續提升港投公司等政府引導基金效能的同時,重點培育風險投資的市場化力量,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風險投資機構落戶香港,形成覆蓋初創企業全生命週期的融資支援鏈條,有效填補從種子期到成熟期的融資缺口。
另一方面,可進一步優化港股上市規則,可令更多未盈利但具備核心技術競爭力的科技中小企業在港上市,暢通風險投資基金的上市退出渠道,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科技創新融資樞紐的戰略地位,亦為本地經濟轉型升級注入新動能。
若要香港的創科再上新台階,政策、人才及資本等因素尚有不少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筆者會和大家一起再關注跟進。
(作者係立法會議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