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特區政府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後，在本港引起強烈反響。有人格外關注區議會直選議員數額的變化，並以直選議員比例減少，推斷“香港民主空間收窄”。其實，這樣的視角屬於典型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可以說“只見樹葉，不見樹木”。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在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時講到：“重塑區會看結果，惠民才是好制度”。一語中的，直擊要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是國之大者，香港居民的福祉是習近平主席始終牽掛的大事。特區政府優化地區治理架構，其宗旨就是按照習主席的囑咐，讓全體香港居民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地區治理是香港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全局，特區政府此次優化地區治理架構，將為香港化解民生難題創造條件，並為不斷增強民生福祉提供制度保障，這對於730萬香港居民來說，絕對是福音。

促使惠民政策“落地”

李家超坦言，過往，特區政府的惠民政策在“落地”環節不如人意。他指出：“特區政府層面的政策一定要‘落地’，交到市民手中、心中，讓他們感受到。”

如何促使惠民政策更好“落地”？從建議方案中可以看出，“加大政府統籌”的指向非常明顯。第一，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政府將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領導地區治理整體策略、政策和措施；將現時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改名為“地區治理專組”，統籌和指揮各政策局和部門的地區工作，並取代原有的“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

第二，強化職能銜接。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以確保區議會工作能配合政府施政。專員最了解地區事務，亦可更好統籌區議會、“三會”、關愛隊的工作，促使各方形成基層治理的合力，體現“行政主導”的作用。

第三，重塑區議會的職能。區議會回歸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定位，去政治化、增服務化、強諮詢功能，使區議員成為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幫手”，而不是與政府對抗的“對手”，更不是“亂港”的“搞手”。

以上三個變化，可以推動地區治理形成前後銜接、左右聯動、官民互通的架構。這個架構令惠民政策快速落地，使民意迅速上達。這是根本性、系統性的變革，其好處會在不久的未來越來越清晰的顯現。

利於聚焦民生議題

所謂“區議會”，並非西方國家“議會”的概念。翻遍香港基本法條文，沒有“區議會”這個名詞，可見區議會不是政權組織。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特區政府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區議會正是基於這一條得以成立。

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區議會功能異化。特別是第六屆區議會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大部分是“攬炒派”，他們既不了解地區事務，也不屑於民生問題，而是熱衷於所謂“民主”議題，高喊空洞的政治口號蠱惑公眾；更有甚者，他們公然衝擊“一國”底線，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高調宣揚“港獨”主張，把區議會變成了亂港平台。

優化後的區議會將有九項諮詢職能。包括：就影響當區民生、居住環境及民生福祉的地區事務及管理，向政府提供意見；就當區區議會主席指定的議題主動收集市民意見，提出建議應對方案；與居民之間建立恆常的溝通聯絡機制；協助推廣及宣傳政府政策和法律；協助做好與當區居民利益相關的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為當區市民提供諮詢或個案轉介服務等服務。以上職能清晰詳盡，便於實施，明確了區議會議員履職的“路線圖”和“任務書”。

重塑區議會還有一個亮點，就是建立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這個制度將對行為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區議員啟動調查，加強區議員的問責性和工作的透明度。這個制度的建立，充分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精髓，市民不僅可以在選舉時行使投票權，也可在區議員任期內行使監督權。這個制度將徹底改變過往議員“跑題”“攬炒”等現象，促使所有議員鎖定“民生議題”履職盡責。

推動維護市民整體利益

以往，香港基層治理的一個重大弊端是，部分區議會議員缺少大局觀。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局部，不顧全局；只顧自己，不顧他人。比如，抗疫期間，政府規劃某地建方艙醫院，有區議員阻撓；為發展着想，政府規劃某地建碼頭，有區議員阻礙；為解決“住房難”，政府規劃某地建“簡約公屋”，有區議員阻止。類似民生問題建設的每次選址，都會有區議會議員挑動附近居民反對。

“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辦”。營造這樣的氛圍，香港的民生難題、發展問題才能逐一破解，如果“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香港就沒法發展進步。區議會議員當有超乎於普通市民的格局和視野，才能關照市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真正為增強市民福祉出力。

重塑後的區議會將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地方選區選舉組成，數目比例約為“4：4：2”，另加27名當然議員。過往，區議會陷入了“選舉至上”的困境，“攬炒派”用漂亮且具煽動性的政治口號吸引選票，當選後又利用民意“碎片化”加劇了社會撕裂。減少直選比例，增加委任和間選比例，有利於多途徑廣納賢能，可從根子上預防“攬炒”現象發生，亦可突破小選區利益局限。

直選的88個議席將在44個選區產生，參選人須獲得“三會”每個會3名委員、當區50人提名，取得提名後，要通過資格審查機制，確保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成為候選人。這一改革確保直選議員具有廣泛認受性，可把那種立場偏激、視野狹窄、格局不大的人排除在外，吸引更多是有格局、有情懷、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的人參與地區治理，維護市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4月15日，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開幕典禮上的致辭中講到：“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這是對香港提出的警示。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旨在鞏固“治”的基礎。隨着特區一系列治理方案的優化，香港的治理水平將會邁上新台階，特區政府和基層組織共同聚焦“住房難”、“就業難”等民生議題，將為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