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在香港大學訪學期間，我認真研究和思考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歷史角色，當時受電影《十月圍城》激發，也受到孫中山香港活動故事的吸引。他的求學與革命思想醞釀都與香港緊密相關。他是古今中西大轉折的歷史扳道工，篤信中國必須由共和而復興，必須推翻專制實現政治現代化，必須重造國民自由人格，必須建立現代國家，必須通過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

2025年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闖關突破的又一關鍵年份，也是世界歷史變遷與秩序轉型的全新節點。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共和理想的傳播者，是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之偉大轉變的重要推動者，其政治思想、革命實踐、制度創制與精神風範，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與政治史的一座莊嚴的里程碑。

八二憲法序言第四段對孫中山先生及其共和革命進行了客觀評價：其一，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即“廢除了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政治精神與制度範式從王朝走向共和的偉大轉變，是中國古今之變的分水嶺；其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其序言是對民族歷史、民族精神與革命成果的高度政治概括與規範表達。序言第一段提到中國各族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孫中山先生的共和創制就是這一傳統的現代體現，是中華民族革命與創造精神的昇華。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與遺產有着正當的繼承性，並接力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承擔起民族復興的完整歷史責任。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紀念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了深刻闡發，將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進行了明確關聯。2024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會見馬英九先生，明確提出鑄牢兩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兩岸完全統一，這是對孫中山先生共和復興事業的當代接力和發展。

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留下了寶貴的政治思想與制度遺產，對共和創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對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對民權與民生的創造性闡釋，都有着積極的歷史進步意義。

第一，從民族思想來看，孫中山從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局出發，先是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接着提出“五族共和”，進而以中華民族的國族建設為指向，顯示其作為革命領袖與思想家對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積極思考和行動。

第二，從民主思想來看，孫中山融會西方民主共和與中國古典傳統，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將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機結合，試圖為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奠定堅實的規範性基礎。

第三，從憲法思想來看，孫中山在西方三權分立基礎上加入了中國古典治道傳統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努力實現共和政體精神的古今結合與法度平衡，並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憲法實施三部曲，表明其對中國憲制道路展開的清醒而獨到的思考。

第四，從國家統一思想來看，孫中山堅持以共和革命統一中國，堅持北伐，反對地方割據和聯邦制，承續了中國政治的“大一統”傳統。

第五，從政黨思想來看，孫中山從早期的會黨組織到西方式議會政黨到中華革命黨再到列寧主義指導下改造而成的國民黨，顯示其對政黨政治規律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積極思考和探索，並開啟了國共合作的典範與先河。

第六，從國家建設思想來看，孫中山制定的建國大綱，其從歐美考察帶來的現代化眼光和規劃，以及對國民政府建設的指導與影響，是深刻長遠的。

第七，從文化和哲學思想來看，其融合古今中西思想又獨到思考，提出了“知難行易”說，奉行進化論和唯物論，對民族文化前途充滿信心，並有着將中國與世界體系連接起來的哲學視野和政治智慧。

孫中山先生是啟蒙革命家，是民族復興先行者和規劃者，是中國革命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要領導者。孫中山先生還是享譽海峽兩岸、海內外的革命先賢與思想導師。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實踐遺產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在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上，孫中山是共同的政治紐帶，是愛國統一力量的重要精神支柱。在現代國家構建上，孫中山的政治哲學與制度思考，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與官僚責任制之完善，仍有一定的啟發。在國家建設與社會治理上，孫中山的復興思想和民生主義，以及“知難行易”的實踐哲學，依然有其合理性和指導意義。

作為中國歷史與政治之古今轉軌的“偉大扳道工”，作為共和創制與現代國家建構的“啟蒙先行者”，作為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精神風向標，作為溝通海峽兩岸、海內外的共同思想紐帶，孫中山先生是不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屬於歷史，也面向未來。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