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2024年1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迴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澳門特色“一國兩制”進行系統而科學的總結，對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發揮更好的全球化作用給出政策指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港澳篇’的最新成果”（夏寶龍）。2025年1月9日，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學習習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講話專題研討會上發表長篇闡釋性致辭，推動各界進一步深入學習研討重要講話精神，進行理論闡釋和政策轉化。

“一國兩制”是解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發展問題的重要戰略與制度槓桿，蘊含深刻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與中國共產黨的世界體系智慧，本身就是“兩個結合”的理論與政策成果。“一國兩制”由中央決策及推行，中央始終是該制度的基礎立法者和最終責任人，而近些年以“全面管治權”法理和中央港澳辦的集中統一領導體制的構建為標誌，“一國兩制”的法理原則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政治文化、法律規範與管治體系更加完備，“一國兩制”的政治文明創新意義與制度理性更加凸顯，“一國兩制”進入了新階段和新週期。

在澳門迴歸25週年之際，在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指引下，我們需要立足“一國兩制”憲制秩序、民族復興大局以及世界體系的結構性演變，對澳門經驗加以總結，對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參與新一輪全球化發展進行展望，以共同探討新時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長期堅持與繁榮穩定之道，以及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治理體系的路徑與方法。

一、回眸“一國兩制”：溝通世界體系的中國大戰略

“一國兩制”，英文通常譯為“One Country Two Systems”，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是中國創造性提出的和平解決港澳台問題並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種憲制構想和政治制度模式。“一國兩制”具有生生不息的法理本質和制度生機。

“一國兩制”的概念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有着中華文明與中國共產黨治理智慧的深刻背景及新中國建國以來因應港澳台問題和世界體系挑戰的戰略智慧。“一國兩制”是在問題導向和實踐過程中逐步沉澱和成熟為一個較為合理化且內涵清晰之政治概念與社會科學概念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髮展，理論體系也需要深化構建。

理解“一國兩制”，至少需要從戰略、政策、法律和文化（全球化）四個基本層面加以分析與整合：

其一，戰略層面。“一國兩制”是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戰略。首先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一種戰略形態，這是有實踐根據的。這一戰略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感、對和平主義的規範性追求、對世界體系變遷規律的深刻理解和對現代化建設的長遠規劃。

其二，政策層面。處於“一國兩制”概念第二層的是政策，即戰略確定之後，需要具體政策予以落實，而且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且有效支撐戰略目標。“一國兩制”的政策設計、評估與修正，始終迴應“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及“兩制”的合理差異性，在趨同和存異方面維持一種動態均衡。

其三，法律層面。“一國兩制”面向的是具有法治認同和國際開放性的發達區域，其治理邏輯上需要體現法治原則和法治方式，故“一國兩制”的有關戰略方針和具體政策條目需要落實為清晰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程序。法律與法治層面是“一國兩制”戰略、政策範疇有關規範性承諾、價值、機制和實踐因素的規則化沉澱，是“一國兩制”規範化和制度化發展的主要成果。必須在“一國兩制”範疇堅持法律至上和法治核心價值，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其四，文化（全球化）層面。“一國兩制”在歷史文化淵源上與中國古典治理經驗及天下秩序思考有關，是“內含天下的中國”之大一統秩序的一個具體環節，同時又因對接當代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具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關鍵面向。在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文化與全球化維度得以凸顯和焦點化。正是在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全球化秩序）的意義上，“一國兩制”獲得了完整、飽滿、新穎而可持續的規範生命力與實踐創造力，從而具有“長期堅持”的文明與制度正當性。

“一國兩制”基於上述相關層面和要素的關聯及整合，已基本定型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世界體系溝通方式的科學概念和嚴謹制度體系。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正是在“一國兩制”的上述戰略、政策、法律與文化的綜合性歷史與制度週期中奠基與演變的。

二、澳門迴歸25週年：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整體性分析

習近平主席2024年12月20日的重要講話系統、科學、權威、深刻地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與民族復興的相關性及互動機制指明瞭方向。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從整體邏輯與主要內容來看，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論。講話對澳門與祖國的歷史文化聯繫進行簡要回顧和高度評價，視為“偉大祖國的一方寶地”，視為中國與西方文明交流互鑑的歷史文化平台，將之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社會互動構建的橋樑紐帶。這一講話精神與邏輯，和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香港講話對香港與內地“血肉聯繫”的共同體論述是高度一致的。這顯示出，中央將港澳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定位和建設，並充分理解和運用其與西方世界的互聯互通關係推動中華民族復興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這就從歷史文化及現代化層面較好解釋了“一國兩制”的制度與文化正當性。

第二，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特色論與成就論。講話對澳門迴歸祖國25週年的偉大成就進行總結，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其一，制度體系層面，即“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效維護；其二，經濟社會層面，即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躍升，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強；其三，對外關係層面，即澳門對外合作持續擴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顯。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特色是顯着的，“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和制度化程度相比香港要更穩固和深入，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治理體系的意願與程度也相對更高，澳門的行政主導體制較為堅實和順暢，澳門的民主法治秩序相對平穩有序發展。澳門在經濟社會治理與對外關係處理上更加凸顯對民生的保障和對國家利益的維護。這些都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重要經驗和成就。

第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實踐規律論。講話非常重視提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法理內涵和實踐規律。講話創新性地提出了澳門經驗所證明的“一國兩制”是一項“好制度”並蘊含着“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這是從哲學與法理層面進行的思想性概括與昇華，是對“一國兩制”理論話語的創新性闡釋。與2022年香港講話有所呼應和發展的是，此次講話在總結提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時提出了綜合港澳經驗與中央深入思考的新的“四條原則”：其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其二，維護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其三，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其四，弘揚核心價值，促進包容和諧。這四條原則既集中凝練地反映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實踐精髓與經驗昇華的結晶，又構成了中央對“一國兩制”法理與文化內涵的積極思考與表達。

第四，“一國兩制”澳門新篇章的政策指南論。講話特別重視從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高度定位和引導澳門未來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一，着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其二，着力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其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其四，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澳門有非常良好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及“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與管治體系，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結構性困局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嚴重限制了澳門自身國際競爭力體系的優化及澳門對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與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撐，故習主席講話的政策指南部分首先指向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發展不是孤立的政策課題，而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系統優化問題，為此習主席在“四點希望”中又重點提出了治理效能、對外開放平台與社會穩定的要求，指導特區政府與社會在未來發展中注重系統思維和統籌方法的運用。

第五，“一國兩制”新篇章的青年作用論。講話採取與2022年香港講話類似的結構和落腳主題，對澳門青年作用與青年培養問題展開專門論述。講話提出：“青年是澳門的希望和未來，是建設澳門、建設國家的有生力量。”習主席特別提到在澳門視察期間接觸到的四類澳門青年：其一，優秀管治人才；其二，創新創業人才；其三，教學科研人才；其四，國際治理人才。習主席要求澳門特區政府和全社會重視對澳門青年人才的培養和支持，並將澳門青年整體定位於“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港澳是“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全球性的資本主導、階層固化、既得利益集團綁架社會正義政策及教育和人才培養機制失靈的大格局下，港澳青年成長同樣遭遇結構和瓶頸問題，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關懷和支持。習主席的青年論述與政策指引對澳門的青年政策、青年人才培養及融入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一國兩制”的好制度論和普遍價值論

在上述系統完整的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就、規律與前景的論述中，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視法理凝練與哲學提升，創造性拓展論述了“一國兩制”的“好制度論”和“普遍價值論”，並呼籲中國和世界“共同守護”。

關於“好制度論”，此次講話之論述是對二十大報告有關論述的進一步闡釋和發展。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對“一國兩制”的好制度屬性進行了理論闡釋，具體包括兩大理由：其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其二，“一國兩制”是港澳迴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這兩大理由是非常經典和關鍵的：前者解決了“一國兩制”的制度身份合法性問題，即“兩制”雖有資本主義因素，但“一國兩制”作為有機整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無此“創舉”，從而進一步凸顯了“一國兩制”在中國文化與政治上的創新屬性；後者是從制度理想類型及港澳實踐經驗層面進行的強化論證，即“一國兩制”作為港澳迴歸後的治理制度安排，在類型上優於“一國一制”和“完全自治”，同時“一國兩制”經過了港澳迴歸後的實踐檢驗，整體上無論是香港還是澳門均實現了長期的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有能力應對和化解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危機，並推動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構建。

在此次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對好制度屬性做了強化拓展論證：其一，對“一國兩制”作出總體性的制度評價，即“具有顯着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這是由澳門迴歸25週年的成功經驗證明了的；其二，對好制度屬性進行“三層次”的遞進強化論證，具體是指“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好制度”以及“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在上述論證中，港澳本身的繁榮穩定繼續作為好制度的規範性理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被拓展為內外兩個面向，即內向維度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與外向維度的“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這就將“一國兩制”與民族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國家戰略與哲學緊密結合起來了，賦予了“一國兩制”以新的時代內涵和精神元素。特別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將“一國兩制”的深層次初心與理想規範表達出來，即“一國兩制”不僅指向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還指向了人類和平發展與去冷戰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從而指向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積極塑造。這裏作為好制度規範內涵的“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與習主席接着講到的“一國兩制”的普遍價值理念是直接相關的。這說明，“好制度”的正當性根據在於“普遍價值”。

關於“普遍價值論”，更是習主席澳門講話的精髓所在。習近平主席澳門講話的最大亮點與特色在於對“一國兩制”價值理念的精闢概括，即“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並認為這些價值理念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裏表達的是“一國兩制”的價值普遍主義或普遍價值論，是從哲學層面對“一國兩制”的規範性闡釋與論證，是“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原理性推進。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基礎或規範價值，在鄧小平的有關論述中已有思想淵源和一定的政策闡釋，主要包括：其一，在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主題和兩大價值框架內思考“一國兩制”的制度與政策價值，“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以和平發展原則謀劃內政外交大戰略格局的一部分，且屬於發展槓桿的部分；其二，在香港基本法的意義闡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這部法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所以，“一國兩制”的政策化、法律化及其哲學上的規範理解，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自身，而涉及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制度的競爭互動以及整個人類和平發展的前途問題，所以必然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鄧小平論述為習近平主席關於“一國兩制”的普遍價值論做了重要的思想與政策鋪墊，而習主席的普遍價值論立足新時代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精神與哲學高度，進行了創新性的闡述和理論構建，是“一國兩制”理論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同時，我們需要進一步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在價值來源與哲學方法論上受到如下因素影響：其一，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特別是其中的“包容性”與“和平性”，這表明“一國兩制”在根本價值上來源於中華文明；其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共同體”思想，即“一切自由人的聯合體”，其中包含“共享”（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這是人類和平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基礎，“一國兩制”的深層初心與此相關；其三，改革開放的政治哲學與價值取向，即對於“開放”價值的規範性認同及通過開放的方法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戰略思考與制度安排；其四，“一國兩制”的價值理念及其實踐，進一步驗證了“兩個結合”作為哲學方法論的合理性與理論創新意義，“一國兩制”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和制度成果，既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普遍意義。

正是基於上述的普遍價值論，“一國兩制”與新時代以來提出和實踐的“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國家大戰略具有高度的價值契合性和制度關聯性。“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譜寫新篇章，就需要從基本價值層面將“一國兩制”與上述國家大戰略深度會通和關聯，促進“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自覺及其法理體系、制度體系與文化體系的豐富發展。

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國家戰略背景與橫琴制度創新

“一國兩制”是國家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槓桿”，無論是中央全面管治權還是特區高度自治權，其根本的制度倫理都在於保障和促進港澳之“發展槓桿”的高效率延續和優化，即以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作為國家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槓桿動力。這是“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的內核要素，也是高度自治在國家憲法秩序上的正當化理據。

對澳門而言，發展同樣是硬道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迴歸以來長期討論和試圖突破的發展瓶頸。這一瓶頸不僅限制了澳門經濟產業的多元化與國際化，更是對澳門促進國家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具體槓桿動力和效用造成不利影響，因而是澳門自身與國家需要凝聚共識力量共同克服的結構性難題。從澳門市民社會或一般政府官僚來看，這樣的經濟結構困境與其日常生活似乎關聯或影響不大，故尋求改革的意願和能力之激發仍需要找到合理方法。但對於“一國兩制”初心、愛國者治澳的建設目標與中央對澳門槓桿的戰略預期而言，這一瓶頸是實實在在的發展瓶頸，必須全力突破。

在習近平主席的25週年講話中，“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位列“4點希望”的首位，是中央最關心的澳門新篇章的“首章”，其與橫琴改革緊密相關，將橫琴作為突破這一瓶頸、建設澳門新經濟與新管治的核心抓手，將橫琴作為“一國兩制”融合發展、創新發展的制度槓桿。習近平主席指出：其一，發展新產業，即澳門必須“完善產業發展規劃，加大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其二，打造新橫琴，即澳門要“推動實現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同澳門經濟高度協同、規則深度銜接，各類要素跨境流動高效便捷”，並要求橫琴改革始終聚焦中央的初心與戰略定位，即“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不能偏離上述定位、造成國家戰略落空；其三，發揮帶動效應，即澳門要“瞄準重點領域，推動特色產業發展形成規模，打造一批標誌性、有帶動效應的工程和項目”；其四，面向大灣區和國際化，即澳門“要積極主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整合優質資源，深化協同發展。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大力引進和培養各類人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上述講話內容既從政策意義上回應了二十屆三中全會有關中國式現代化與港澳角色的論述，也從“一國兩制”融合發展意義上對橫琴改革提出國家期待與政策指引。

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橫琴改革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標杆與破冰意義，親自謀劃部署並視察指導橫琴發展。從國家戰略與政策範疇來看，橫琴改革屬於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改革的組成部分，但又具有顯着的個性與特色，即在“一國兩制”融合發展方面走在了中央授權與制度創新的前列，承載着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探索與制度實驗的重任。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頂層戰略，是“一國兩制”融合發展與新全球化探索的前沿戰略，其中“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以及“河套方案”均屬於推動大灣區創新發展的戰略“子引擎”。比較而言，“前海方案”聚焦高端現代服務業的做大做強以及相應的制度創新和國際競爭力塑造，“南沙方案”是綜合性面向港澳與內地的改革方案，“河套方案”是以港深高科技合作發展爲主題的跨境合作方案。而以橫琴為載體的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方案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增長、共同治理架構以及特色產業發展層面着墨頗重，用意深遠，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融入發展的前所未有之戰略機遇和政策空間，也是國家推進大灣區戰略突破和制度創新的關鍵承載之一。粵澳深度合作區催生了制度、政策、產業與社會文化的整體協同的改革“深度”，開闢了“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新境界。

“橫琴方案”對澳門產業多元化、創新發展以及為居民就業、創業提供更多選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空間，是粵澳合作共贏及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的優良方案。依賴深度合作區相關制度、政策、產業、項目及人才計劃的配套落地，澳門社會的管治能力、規劃能力、經濟創新思維、制度合作能力、教育水平、人才梯隊以及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等都將得到結構性拓展。這一改革有利於進一步深入探索“一國兩制”澳門經驗的全新增長點和制度化空間，形成更加嚴謹與富有活力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習近平主席澳門講話對澳門發展特別是橫琴發展的戰略期待，是有充分的實踐基礎與政策依據的，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新篇章的最大特色和最有效增量。

五、面向民族復興與新全球化的澳門發展前景

中共二十大確認“一國兩制”長期堅持，提出了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及加速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與路徑。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及發揮港澳在對外開放中的更好作用。習近平主席的澳門講話進一步聚焦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與國家發展大局，提出澳門“一定能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這些前後連續且日益明確化的政策論述，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新篇章規劃和指引了清晰藍圖及路徑。

在新時代“一國兩制”豐富發展與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國家是主場，港澳繼續承擔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槓桿作用，而粵港澳大灣區是融合發展的戰略承載，新全球化則成為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的綜合性外部目標及實踐指向。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做大做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及中國式現代化，並對人類和平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起到引領作用。這是港澳的新時代使命與角色。

澳門迴歸25週年，成就有目共睹，發展方向日益清晰，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走向新階段，其基本特徵展現為：其一，國家權力的決定性進場，“一國”不再虛化和虛置，而是活生生的政治存在和權力現實，“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更加完備及具有穿透力、整合力，中央港澳辦監督問責更為全面深入；其二，反中亂澳勢力遭受更嚴格的制度防範，澳門民主法治體系更為健全，國家安全與管治權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三，外部干預和制裁尚不顯着，但存在苗頭和隱患，對反制性制度有一定需求，需有基礎性、前瞻性研究和準備；其四，愛國者政治地位和利益獲得較為完整的制度性保護，融入發展更深刻展開，全球化發展挑戰壓力較大，管治體系的賢能治理能力短板更加凸顯，需予補救和發展；其五、香港國安法、新選制、23條立法繼續對澳門“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起到直接推動和借鑑作用，港澳互鑑及良性合作展現新氣象；其六，融合發展與新全球化的辯證統一成為新階段的港澳主旋律，也是澳門發展需予遵循的雙向法則和基本規律。

在澳門未來發展中，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繼續鞏固深化並對融合發展起到穩定支撐作用，中央支持澳門融合發展與全球化發展的平衡立場與強大政策力度不會改變，但澳門發展面臨的可能制約因素也需要客觀看待和應對，舉其要者至少包括澳門管治體系與管治能力現代化問題、澳門產業基礎多元化與支撐協調問題、澳門教育水平與科學研究對發展的支撐問題、澳門全球化水平與層次升級問題、橫琴粵澳合作型管治架構的政策與人事協調問題、橫琴營商環境與人才政策的競爭優勢問題、“新澳門”與“傳統澳門”的結構性張力與平衡問題、港澳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競爭合作問題以及外部干預制裁的反制能力問題。這些問題來自歷史、制度和政策環境，需要澳門特區政府、澳門社會在依靠中央支持的條件下聚焦研究解決，從而進一步提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深度與質量以及澳門國際化互聯互通的維度與成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穩健發展與中央堅定支持下，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以及對民族復興與新全球化作出獨特貢獻的前景一定會更加美好。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