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5月12日，中美瑞士經貿會談取得階段性成果，發表聯合聲明，確認雙方“對等關稅”從決戰形態的脫鈎式高關稅下調到加徵10%的較低水平，並保留繼續磋商的機制和空間。這當然不是中美這一輪貿易戰的結束，但不打不相識，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實力與政治意志面前，在自身遭受的經濟與政治壓力之下，選擇了暫時妥協，可謂一種貿易停火協議。中美經貿聯合聲明全球矚目，因中美經濟關係牽涉到整個全球化的基本經濟面，牽涉全球經濟的產業鏈安全與增長預期。

就此次貿易戰及目前的經貿聲明來看，有以下判斷要點值得關注：

第一，特朗普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試圖重建美國經濟霸權和製造業中心定位。相對民主黨人的全球主義和世界帝國主義，特朗普是一個傳統型、保守型政治家，在價值觀上回溯家庭、正常性別和社區團結，在經濟思想上推崇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在大國關係上奉行極限施壓和巧取豪奪，但不承擔世界大國的道義和政治責任，也不遵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特朗普經濟政策受到美國曆史上麥堅利總統關稅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理想目標是將美國恢復到二戰勝利時的製造業巔峯狀態，並將這一目標與美國國家安全、國民福利與美國復興緊密聯繫起來。特朗普的美國是一個嚴格的民族國家的美國，與美帝國存在衝突，與世界各國存在對立。

第二，中國是美國霸權的最大例外，是全球經濟正義的中堅力量。面對美國的全面關稅戰，各國表現各異，但多數屈從於美國霸權威懾，恐懼高額關稅和嚴厲制裁的後果，選擇對美國展現低姿態與服從意願，但也保留觀望和拖延的餘地。中國選擇“對等反制”，這是全世界各國唯一的正面反制案例。中國的行為模式代表了面對美國霸權的一種新範式，即一方面以國家利益為本位對侵害措施進行對等報復，彰顯自然正義同態復仇的面向，另一方面堅持聯合國框架和多邊經貿秩序的準則，以自由貿易的道義至高點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貿易霸權行為。因為中國的堅決和有效反制，多邊主義經貿秩序得以延續，各國對美談判也因此取得了適當有利的地位和參照系。

第三，這是中美經濟與全球博弈實力的一次典型檢驗，中美關係進入“平視”常態和“基本對等”新常態。全球經濟正義的規範指標是各國對聯合國框架下WTO多邊經貿秩序的遵循程度，以及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獲得的發展利益與平衡性。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戰是單純從美國霸權實力出發進行的所謂“交易藝術”，其本質是經濟叢林行為，是全球化與國際經貿規則秩序的大倒退。中國的反應不同於2018年第一次貿易戰時的倉促應戰，而是從戰略上堅持了“平視”美國的常態，從戰術上採取了“基本對等”的新常態。中國的反應是戰略與戰術的結合，無論因此承受多大的內部經濟壓力，遇到怎樣的不同聲音或阻撓，都堅持從原則和長遠利益上考量與行動，瑞士經貿談判聲明體現了中國立場的積極效果。

第四，此次為期一個多月的“脫鈎”測試與美國談判的立場軟化，暴露了美國實力局限性，成為中美關係與國際關係大變局的重要轉折點。美國的“昭昭天命”與深入骨髓的“例外論”，造成了包括特朗普在內的帝國超級迷信，以至於嚴重高估美國實力，低估包括中國在內的別國實力。蘇聯解體與“歷史終結”的短暫幻象更是加重了美國的自戀與虛妄。此次貿易戰，特朗普似乎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通盤準備，有顯著的倉促和自以為是的嫌疑，從發起攻擊時的飛揚跋扈，到對等反制博弈中的進退失據，再到尋求談判妥協時的明顯軟化，上演了一出嚴重缺乏專業性和藝術水準的“交易鬧劇”。特朗普貿易戰的短促突擊與快速妥協，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實力的結構性缺陷，在於美國在製造業基本面的重大短板。美國經濟已經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和全球供應鏈，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早已是過去時。特朗普試圖將美國經濟從全球撤退，重建民族國家的“飽滿”而安全的經濟體，完全不合時宜，反市場、反全球化，根本做不到。隨着關稅武器的初步失效，中美關係將朝着更加平等以及更有利於中國立場的方向演變，美國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性反而可能增加，同時各國對美關係也將依靠和參照中國而有相應調整，比如最先尋求妥協的越南、日本等正在變得強硬，歐盟已經採取反制措施，其他各國在積極謀劃如何“應付”“拖延”及最終達成犧牲更小的新貿易協議。

可以預期的是，特朗普式“極限施壓、各個擊破”式的關稅戰、貿易戰，很難達成任何一個完全符合其“迷夢”標準的貿易協議。新協議可能不斷簽署和到來，但所昭示的恰恰不是特朗普“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好前景，而是美國經濟與美國全球領導力“斷崖式下跌”的階段性標記。以自由貿易、多邊主義、WTO國際法原則與平等互利準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正義格局仍會經受衝擊，但因為中國以及更多國家的正義鬥爭與協作，其進程不可逆轉，而美國經濟霸權與帝國霸權必將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被制衡和馴化。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