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漢權

冼玉清（1895-1965）乃近代嶺南文史研究的先驅，又有“嶺南第一才女”之稱。她出生於澳門，父親為富商冼藻揚。冼父對子女培育極其重視，因此冼玉清12歲時便入讀澳門灌根學塾（即子褒學校），成為陳子褒的學生，打下良好的學術基礎。其後也曾入讀香港聖士提反女校、嶺南大學附中及嶺南大學中文系，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後，冼玉清留校任教，後兼任嶺大文物館館長。

專心致志 闢嶺南研究新路

冼玉清一生躬身於嶺南地區研究，發掘嶺南地區的價值，並堅持教育事業，為嶺南文化之傳承打下學術基礎。此外，她更是一位愛國學者，具有高尚情操，在面對民國社會與思想的動盪，始終堅守對學術與教育的熱愛，並一生未婚：“自己又以為一有室家，則家庭兒女瑣務，總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師，難免失良母賢妻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不嫁。”

冼玉清退休之際，香港一間大學邀請她赴港任教，她卻拒絕了高薪厚職，選擇擔任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可見其不為物質所動，全心投身嶺南文史研究的堅持。探究冼玉清的學術生涯與研究貢獻，不僅能引領我們走進嶺南地區底蘊深厚的文化世界，更能深度挖掘新時代一國兩制一體多元的人文價值。尤其在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時代背景下，冼玉清與香港的淵源，以及她對教育所做出的傑出貢獻，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啟示。

20世紀初期，嶺南文化研究的領域仍未開拓，冼玉清成為這個領域的拓荒者之一。她將研究視角精準聚焦於嶺南地區的歷史、風物、史志文物等方面，為嶺南文化研究開闢新的路徑。例如冼玉清的《廣東釋道著述考》梳理出廣東地區釋道文化的發展脈絡，廣收相關著述達500種，填補了嶺南宗教文化研究的空白。

而《廣東女子藝文考》則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廣東女性藝文的著作，打破以男性為主導的英雄史觀（great man theory）的傳統學術偏見，展現廣東歷代女性在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卓越成就，突出女性在知識領域中的邊緣角色和奮鬥歷程。冼玉清的女性研究，既融合嶺南粵港澳三地的華人文化，以及葡萄牙與英國的殖民經驗，強調嶺南地區的特殊性。

一脈相承 推動文化融合

抗日時期，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冼玉清化筆為劍，寫下許多展現民族氣節的詩詞文章，如〈朱九江對外之正義感〉、〈流離百咏〉及〈喜聞日本降〉。她在1938年隨廣州嶺南大學暫時南遷至香港講學，期間日軍曾威逼利誘冼玉清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但她化名為冼清，冒着生命危險逃離香港，輾轉回到已在粵北曲江復課的嶺南大學繼續任教。後來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冼玉清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此經歷更見其作為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與普通百姓一樣堅毅不屈、堅持戰鬥，執着於民族大義的精神。

文以載道、以文化人，嶺南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香港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如舞火龍、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等嶺南民間習俗仍傳承至今，又如子褒學校、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創立的崇基書院、嶺南大學等在香港育人鑄德，培育代代青年。習近平主席曾解釋中華民族能延綿不絕的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

通過傳承和弘揚嶺南文化，香港民眾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己與內地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從而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是國史、國學、國情的教育活動的進行，才能保障的國安。

冼玉清的研究成果和教育活動，有助於激發香港民眾對中華文化的熱愛，推動香港在文化上與內地實現更緊密的融合。在當前香港融入國家規劃的大灣區發展大局的進程中，加強背後的嶺南文化、華夏文化認同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從教育視角看，“文化自信”的培育，是為國家提供人才支撐的基石，進而助力國家達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目標。

（作者係教育評議會會長、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