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譜寫新篇章，既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新周期，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周期。今年是《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轉型發展期。“一國兩制”是解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問題的戰略與制度槓桿。

“一國兩制”是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與世界體系現代演變的大背景下作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重大戰略提出來的。新中國建立後，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推進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中央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以及“一綱四目”的台灣政策，其中蘊含着“一國兩制”的核心戰略要素和國家理性。改革開放以來，“一國兩制”的內外部政治條件逐步成熟。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這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初期版本。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對“葉九條”進行了理論概括，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概念。此後，“一國兩制”被作為港澳回歸談判的基本指導思想，其主要政策方針寫入了《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和兩部基本法，成為國家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始終是在國家統一、民族復興與人類和平發展意義上作為戰略與制度槓桿發揮重大作用的，對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起到了獨特的橋樑紐帶作用。   

在國際戰略層面，“一國兩制”實現了超越冷戰對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制度探索。新中國建立之後，我們面對的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我們的戰略選擇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但保持獨立自主。我們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奮鬥，奠定了第三世界與全球南方的共同政治基礎，鞏固和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在如何與資本主義體系互動問題上，我們沒有陷入蘇聯式的冷戰陷阱，而是走出了一條改革開放和融入世界體系的正確發展道路。“一國兩制”就是超越冷戰思維、堅持和平發展、破解體系對立、探索世界人民大團結新路的偉大制度實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與成功實踐，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創造了積極條件與良好環境。這一超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互嵌互構、人類和平發展與人類文明新形態進行了先期的思想與制度探索。

在國家統一層面，“一國兩制”創新了國家統一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華民族的當代“大一統”秩序奠基。在現代民族國家歷史上，國家統一是主權建構的核心標誌和任務，但完成統一基本上依靠國民動員和使用武力。以武力形式實現國家統一，往往留下嚴重的民族衝突和地緣政治矛盾。“一國兩制”以和平統一為指向，以主權國家秩序內部的“多元一體”為憲制藍圖，在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基礎上依法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並以國家現代化為共同目標。這就在傳統民族國家的統一理論與實踐上走出了一條新路，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元一體”智慧，創造性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當代“大一統”。

在現代化建設層面，“一國兩制”以其獨特的發展槓桿作用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濟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改革開放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內地的經濟現代化迫切需要與世界市場對標接軌，需要實現市場經濟轉型和法律制度構建。“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和制度安排，就是以港澳為新中國外交與外貿的獨特橋樑紐帶，藉助港澳的現代化平台與經驗，實現內地經濟的現代化與國際化。改革開放以來，港澳成為外商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也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關鍵中轉地，更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進行經濟技術文化交流的最佳平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有效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濟現代化，並在引進西方管理制度與法律制度過程中提升了制度現代化，豐富發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與質量。       

在融合發展層面，“一國兩制”是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與內地同胞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及凝聚為更高認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融合機制。港澳台區域和族群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內地同胞與海外僑胞的橋樑紐帶。“一國兩制”打破了內地與港澳台及海外的意識形態與制度阻隔，積極推動了港澳台融入國家治理體系與發展大局，並帶動海外僑胞回國投資、探親、定居和創業，以及在國際空間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一國兩制”內含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與愛國愛台的、基於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價值標識。“一國兩制”開啟了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與內地同胞在民族復興與現代化新階段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格局與新篇章，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當代團結凝聚提供強有力的槓桿作用和推動力。

在文明互鑒層面，“一國兩制”成為中華文明與不同文明之間多元一體、交流互鑒及凝聚形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文明對話和文明新形態創生機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概念並推動付諸實踐，是以對世界格局之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判斷為前提的。和平與發展既是中華文明的基因與特性，也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化解文明衝突、民族撕裂、意識形態對立與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價值之錨。港澳因其獨特的歷史、人群與文化特徵，在近現代史上成為薈萃中西文化與多元族群的文明的“新邊疆”，同時成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新形態”。“一國兩制”保留並延續了港澳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展現了中華文明與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生機活力。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高質量發展，“一國兩制”必將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之深化發展及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進一步的槓桿動力，在文明的“新邊疆”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新文化，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總之，經過1980年代以來中央對“一國兩制”在戰略、政策、制度與文化層面的多重構建，這一偉大的思想與實踐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中國與世界共享的價值理念和制度智慧。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國兩制”的價值理念進行了精闢概括，即“和平”、“包容”、“開放”、“共享”，並認為它們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一國兩制”的價值理念及其實踐，進一步驗證了“兩個結合”作為哲學方法論的合理性與理論創新意義，“一國兩制”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和制度成果，既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普遍意義。正是基於上述的普遍價值論，“一國兩制”與新時代以來提出和實踐的“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國家大戰略具有高度的價值契合性和制度關聯性。“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譜寫新篇章，就需要從基本價值層面將“一國兩制”與上述國家大戰略深度會通和關聯，從具體實踐層面將“一國兩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思維與新方法，促進“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自覺及其法理體系、制度體系與文化體系的豐富發展。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