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雷鼎鳴

《香港國安法》已實施5年有餘，但現時仍有一些西方國家時不時會跑出來對此法大加批評。

其實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版本的《國安法》，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批評，除了反映其持雙重標準的本性外，亦可能有嚴重的利益衝突，因為《國安法》主要要防範的便是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在港可能進行的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活動。她們反對《國安法》，等於盜賊反對立法保護私有財產，十分荒謬。

港資訊發達自由度高 龍蛇混雜

為何《國安法》在香港及世界各地都有需要？國家安全本來涉及的領域很廣，例如有沒有人洩漏軍事、經濟、科技等機密，以致國家利益大受損害？香港資訊發達，自由度高，且龍蛇混雜，我想不到在全球範圍內，有哪個地方比香港更有資格成為間諜之都。

不過，《國安法》在港出現的因緣，恐怕最重要的是2019年的黑暴。黑暴活動充斥着顏色革命的一切元素，所以可歸類為顛覆政府的活動，又因為現在早已有大量證據證明，有外間勢力暗中推動及支持，所以我們也可說《國安法》主力要打擊的，便是有外力介入的、針對國家或政府的顛覆活動。

最近翻閱了芝大校友奧陸基（Lindsey O'Rourke）教授所著的《隱蔽的政權更迭 Covert Regime Change 》一書，大開眼界，對美國在世界各地所進行的顛覆活動，不再天真。

別國派人來本國搞顛覆（學術上我們可用中性名詞“政權更迭”，但內涵一樣），古已有之。上述一書中把陰謀顛覆別國政權的歷史第一宗，追溯為公元前227年燕國太子丹派荊軻刺殺秦王（可惜作者不懂中國歷史，書中把燕國誤作“丹國”）。羅馬的凱撒大帝公元前44年也是遭刺，但不涉及外國勢力。1570至1580年，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一世共遭遇外國安排的刺殺起碼20次，她自己也多次僱用殺手，潛到愛爾蘭搞刺殺。1415至1525年間，外國派到威尼斯行刺以圖改變政權的多達 200餘次。

芝大校友著作 揭美喜暗箭非明槍

最愚蠢的一次行刺，可能是1963年美國暗中安排的刺殺越南總統吳廷琰，此君極度反共，深得美國支持，但後來因為迫害佛教太甚，對美國形象不利，故美國要搞政變把他去之而後快，但他一死，無人能穩定越南政局，美國被拖死，深陷越戰至1975年才兵敗離開。

不過，在較近代，在別國搞政變的手段主要已不是靠刺殺領袖，手段變得多元化，例如搞宣傳，暗中扶助對己有利的勢力，煽動群眾運動等，不一而足。2019年香港黑暴所用的手段，其實並不陌生。而近幾十年來顛覆別國政權的主要推手是美國。

奧陸基書中利用了大量已解密的資料，發現美國政府從1947至1989年的冷戰期間，共6次明刀明槍的派兵推翻別國政權（20多年前謊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而派兵攻打之是著名例子，但並未包括在此書的數據中），搞暗的隱蔽顛覆則有64次。由此可知，美國發動政變，更喜歡用暗箭而不是明槍。

這種傾向符合美國一貫國策。早在1948年5月12日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指令《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rective》中便有說明：“為了世界和平與美國安全，美國政府除了公開的對外活動外，必須輔以隱蔽的行動⋯⋯此種行動在計劃與執行時，要使外人找不到證據是美國所為，美國因此可不用為這些行動負上任何責任。”

為何顛覆外國政權的活動要搞得偷偷摸摸？這是從經濟角度的考慮，隱蔽的顛覆成本遠低於派兵打仗，但成功率亦遠低於公然的入侵別國。美國政府懂得“刀仔鋸大樹”的道理，補貼一些自己屬意的人馬，不一定要花很多錢，但有時可把平衡點推向另一方。

1989年12月布殊（George H. W. Bush）總統派遣海豹部隊到巴拿馬捕捉了該國領袖到美國受審，原因是80年代中期《紐約時報》報道了這位領袖諾列加（Manuel Noriega）是個現行毒販，但原來此人一向是美國的盟友，收受中情局的補貼，每年20萬美元！

美為利益沒原則 盟國亦不放過

美國政府搞了這麼多顛覆活動，原來除了利益外，並無什麼原則。奧陸基書中說明，美國放暗箭顛覆的對象，並非都只是她的對手，她的盟國也一樣不會放過。這些對象有強大的，也有弱的；有採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亦有威權制度的；有共產主義國家，亦有資本主義的；有時美國會與其他國家合謀，有時也會單憑自己便到別國搞政變。美國為了自己利益，常掛在口中的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只可能是一種包裝，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何她搞政變已近乎飢不擇食。

美國搞顛覆，行事上也有一原則，便是盡可能不留下把柄，以圖可以公然否認。但上得山多終遇虎，紙也包不着火，再加上解密資料終會出現，奧陸基的書正可幫助我們認清歷史，認清事實。此書的大量材料實可作為香港國安的輔助教材。既然美國對顛覆樂此不疲，世界各國並無條件不制定《國安法》。

（作者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