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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香港——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後退

日期: 2019-08-21 來源: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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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時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2014年10月1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當時香港非法“占中”已經開始,他呼籲只有理性才能前行,自以為比內地“先進”的肇事者其實是綁架香港大步倒退。這裏把原文附上,供各位參考指正。


《香港: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後退》節選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對中國歷史感興趣,卻陰差陽錯讀了法律專業。但是,從此我養成一個思維習慣,凡事首先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分析。


毫無疑問,此次在香港中環發生的事情,發起者也許希望以此創造香港的歷史。但我擔心的是,結果可能事與願違,是在重復歷史,復制悲劇。


年輕人的政治熱情應該給予肯定,他們絕大部分人是真誠的,是熱愛香港、關心國家的,他們希望香港和整個國家越來越民主,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然而,年輕人的政治熱情就像一把火,如果控制不好,失控了,不僅會傷害自己,還會殃及他人,甚至燒毀自己的家園。


香港“占中”人士肯定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認為自己不是在占領中環,而是占領著政治道德高地,是在勇往直前地推動歷史前行。但實際上,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中國歷史上類似現象的當代翻版,其結果只能是大踏步地後退!搞政治激進其實很容易,幾乎不要成本,無需智慧,任何一個人只要有足夠的勇氣膽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以後呢?有無能力建設?搞建設不是僅靠勇氣即可的事情,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是那些睿智理性、調和鼎鼐、挽狂瀾於既倒、救百姓出水火的偉大政治家,不是不負責任、不顧他人、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歷史一再告誡我們:只有理性,才能前行!


長期以來,很多香港人士關心國家,熱愛國家,真心幫助國家,中國30多年的進步發展也有港人的巨大貢獻。然而也有個別知識精英一直覺得自己比內地人高明優越,因為他們很多人在西方受過良好的教育(盡管有些人連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保守主義哲學都沒有學到)。確實,中國內地總體發展水平與香港還有很大的差距,內地這些年在很多方面都一直在認真虛心學習香港,鄧小平曾經希望中國能夠再建設幾個香港。我們1990年代初到香港學習的“北方佬”都有這樣的體會,那時候內地人自卑感很強烈,希望有朝一日內地也能夠都像香港那樣文明、發達、有序。


但是這一次我不得不說,香港個別知識精英太讓人失望了。他們的言行根本不是在推動香港政治進步,只會導致香港社會倒退。如果香港的知識精英真的希望國家的民主可以快一點、好一點,那就從香港做起,從今天做起,回歸理性,回歸和平。


“占中”給外界造成了一個印象,即中央是反民主的,不希望搞普選。這完全是一種誤解!要知道,基本法將普選列入其中,實則是中央政府的主動行為。中央政府的態度是清晰的:首先支持香港的民主發展,中央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承諾是堅定的,這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第二,實現普選的過程既要實現香港所有符合資格的選民都有投票權,也要維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要兼顧民主和經濟的共同發展。第三,實現普選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畢竟實現普選涉及經濟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再分配,不同光譜者一定會有不同看法,但社會各界均要有和平理性的表達和認真務實的溝通,尋找最大公約數。第四,國際社會關心香港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這種關心是從促進香港和平理性地發展民主出發,而不要“幫倒忙”。


今天,香港要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後退;要創造歷史,或者重復過去;要帶來光明,或者復制悲劇,端在“主事者”一念之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要享受歷史進步的福祉或承受歷史倒退的代價,但是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從來無法對歷史負責,最終要被追責的還是幾個人。激情過後,是時候冷靜下來,認真思考如何建設性地推動民主發展,做些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事情。


附全文:


香港觀察:理性前行或者勇往直前後退

——一個中國歷史的視角


清華大學法學院  王振民


從中學時代,我就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當年考大學本來報考的第一誌願是歷史專業,卻陰差陽錯讀了法律專業。但是,從此我養成一個思維習慣,凡事總喜歡首先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分析。


毫無疑問,目前在香港中環正在發生的事情,一定會寫入香港的歷史乃至整個國家的歷史。發起者一定希望以此創造香港的歷史,並推動中國歷史的進步。但我擔心的是,結果很可能事與願違,他們不一定是在創造歷史,反而很可能是在重復歷史,復制悲劇。


對於年輕人的政治熱情當然應該給與肯定,他們絕大部分人是真誠的,是熱愛香港、關心國家的,他們希望香港和整個國家越來越民主,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然而,年輕人的政治熱情就像一把火,如果火候把握得好,有足夠的自制力,能夠控制自己的政治情感,這樣的火一定會鍛造出優秀的政治人才,於己於國於民都是好事。但如果控制不好,失控了,火燒得太大,這樣的火真的燒起來,不僅會傷害自己,而且還會殃及他人,甚至燒毀自己的家園。


對於中國歷史學家或者中國歷史愛好者而言,目前香港發生的事情似曾相識,一點都不陌生:長期以來,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暴力思維,動輒“鬧革命”。每當對社會不滿,國人常常采取徹底的、不妥協的暴力手段去推翻政權,以求建立一個能夠完全滿足他們願望的、最理想的、最完美的政權。我觀察,在中國政治哲學和政治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西方非常主流的政治理念——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捍衛傳統價值觀念和政治架構,主張漸進式政治變革,特別是民主發展要和平理性。“保守”一詞在中文裏基本上是貶義的,沒有中國人願意被視為“保守”,誰都願意激進、“革命”,兩千多年流傳下來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說法就是例證。因此,類似激進的政治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不絕於書,“革命”、起義是政治激進的最高形式。據歷史學家統計,中國大約五千年歷史一共發生了6539次戰爭或者革命(轉引自《中國國家地理》2008年第七期,《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系列地圖No.025-1;參見《明兩京十三司戰例分布表》、《中國5000年戰爭年表(簡)》)。中華民族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同樣慘烈的故事不斷發生,同樣的悲劇反復上演,歷史就這樣原地踏步打轉,擺脫不了那個可怕的暴力魔咒,跳不出那個可惡的惡性循環。


做這樣比較,“占中”人士一定會覺得自己委屈,感覺自己不是陳勝吳廣,不是洪秀全,認為自己是為了一個崇高偉大的目標,而且自己主張采取和平方式達到目的。其實,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的目標初聽起來都很偉大,而且組織者最初都希望采取和平手段達到目的,但是最終都失控,“被迫”以暴力結束。香港“占中”的組織者肯定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認為自己不是在占領中環,而是占領著政治道德高地,是在勇往直前地推動歷史前行。但非常遺憾的是,實際上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中國歷史上類似現象的當代翻版,其結果只能是勇往直前地後退!兩千多年來,中國已經有太多太多各種各樣的起義、“革命”,都沒有帶來真正的歷史進步,只是每隔一段時間來一次大“革命”,更換一批人,復制一次前朝的體制,中國人打打殺殺兩千多年之後,發現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政治體制與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的政治體制幾乎沒有本質的區別!這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缺乏政治保守主義,政治激進主義一直占據上風。搞政治激進、發動“革命”其實很容易,幾乎不要成本,無需智慧,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氣。任何一個人只要有足夠的勇氣膽量都可以發動“革命”,都可以造反,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後呢?有無能力建設?搞建設就不是僅靠勇氣即可的事情,那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包括民主運動,其最終結果也一定是暴力,極端行為的結果也一定是極端的,不會是理性進步。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是那些睿智理性、調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挽狂瀾於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之的偉大政治家,不是不負責任、不顧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歷史一再告誡我們:只有理性,才能前行;只有妥協,才有進步;只有對話,才可雙贏!


長期以來,很多香港人士不嫌棄祖國的落後,關心國家,熱愛國家,真心幫助國家,中國30多年的進步發展也有港人的巨大貢獻。但是也有個別知識精英一直覺得自己比內地人高明優越,因為他們很多人在西方受過良好的教育(盡管有些人連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保守主義哲學都沒有學到),他們覺得香港比內地文明發達,總是以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看內地,總想教育中國內地人應該如何如何。確實,中國內地總體發展水平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文明、社會治理等等都與香港有很大的差距,內地這些年在很多方面都一直在認真虛心學習香港。鄧小平曾經希望中國能夠再建設幾個香港。中國內地人談到香港都很自豪、很驕傲,很珍惜,也很羨慕。我們1990年代初到香港學習的“北方佬”都有這樣的體會,那時候內地人自卑感很強烈,時時處處總拿香港與內地比較,希望有朝一日內地也能夠都像香港那樣文明、發達、有序。


但是這一次我不得不說,香港個別知識精英太讓人失望了。他們的言行根本不是在推動香港政治進步,而仍然是在copy歷史,讓歷史在原地打轉,甚至導致香港社會倒退,也給整個國家帶來十分不好的影響。英國留給香港最大的政治資產不是民主,而是英式保守主義哲學。英國人最講政治保守主義,末代港督彭定康曾經還是英國主要政黨保守黨的主席。但是香港回歸只有17年,香港這些知識精英的英式保守主義政治理念都已經丟失了,中國人傳統的政治激進思想卻迸發出來了。他們覺得自己不同於一般中國人,高人一等,自己文明理性,但是他們現在的表現很難讓人與理性、文明、法治這些現代政治術語聯系在一起,似乎是敏感的麻木,勇往無前的後退。


試想,只有740萬人口的香港如果民主普選搞不好,如何期待擁有13億人的中國內地可以搞好民主?如果香港的知識精英真的希望國家的民主可以快一點、好一點,那就從香港做起,從今天做起,回歸理性,回歸和平,與政府開始認真務實的對話。中國從來不缺敢於“革命”的人,不缺敢於犧牲的壯士,缺少的是政治理性和智慧。如果覺得自己不同於一般中國人,先進於一般中國人,就要做出一般中國人做不出的事情,做出真正帶動歷史前進的事情。


反觀中國內地,我們必須承認30多年來在政治文明建設上取得的巨大進步。改革開放後最大的進步可能還不是經濟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因為從漢代以來包括清朝末年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本來長期就是世界第一,再過若幹年中國經濟重新成為世界第一,一點也不奇怪,盡管經濟第一實在沒有什麽好處、沒有什麽值得炫耀的。最大的進步是30多年來,中國人逐漸確立了法治思維,慢慢取代了激進的革命思維,法治方式取代了暴風驟雨式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法治終於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態。英國自1689年實行君主立憲、完成國內政治法治化以後,連續325年沒有發生過內戰,美國立國迄今225年只發生過一次內戰。因為這種現代法治文明的確立發展,中國自結束“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連續30多年沒有打內戰,也沒有再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殘酷的內亂。連續30多年厲行法治,理性發展,和平進步,積累文明,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30多年來,中國終於實現了國家領導層依法有序更替,解決了兩千多年世世代代中國人都無法破解的歷史魔咒。下個月將要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還要專門討論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切難道不值得包括香港700多萬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共同珍惜、鼓勵嗎?作為法律學人,我們實在不想中國難得的法治化進程被打斷。香港作為世界上法治最好的地方之一,難道不應該給國家做好的示範嗎?為什麽要破壞法治、做不好的示範呢?發展民主並不難,難的是建設法治。發展民主有激情、勇氣即可,建設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長期的積累。現在激情過後,是時候冷靜下來,自己把火壓一壓,認真思考如何建設性地推動民主發展,做些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事情。


當年曼德拉在南非推行和解,建設政治理性和法治文明,遇到黨內和黑人同胞巨大的阻力,大部分民意不同意與白人和解,強烈要求采取暴力手段報復白人當年對他們的暴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電影《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有這麽一個片段:黑人同胞一定要報復白人,不同意與白人分享權力、全國和解,黨內很多領導也都說人民(黑人)永遠不會接受他的和解政策時,曼德拉堅定地說:“We must make them accept. We are leaders。That’s our job。”甚至他的夫人溫妮說,我們必須傾聽民眾的聲音,民眾的聲音說我們要戰爭,要報仇,不要和平。一段時間南非街頭暴力不斷,黑人白人各有傷亡。這時候,曼德拉毫不猶豫地展現了自己特殊的領導力和責任擔當。他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說:“有人給我一張紙條,說曼德拉先生,不要和平,我們受夠了,不要和平,給我們槍吧。我的回答:只有一條路,和平!沒有其他方法。……As long as I am your leader, I am going to give you my leadership. As long as I am your leader, I will tell you when you are wrong。你們現在就錯了。······我已經原諒了他們,如果我可以原諒他們,你們也要原諒他們。我們不能贏得戰爭,但是能夠贏得選舉。請同胞們留在家裏。當選舉到來時,請大家去投票。”人們學著如何仇恨,人們應該被教著學習如何去愛,因為愛更接近人的心靈和本性,而不是仇恨。他的講話令人深思,最終平息了暴力。這就是領導力。如果社會精英只會順應“民意”,討好“民意”,這絕對不是本事,恰恰相反,這是無能的表現。社會精英就是要與眾不同,如果事事順應大多數人意見,這樣的人不過蕓蕓眾生罷了,而且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今天,香港要理性前行,或者大步後退;要創造歷史,或者重復過去;要帶來光明,或者復制悲劇,端在主事者一念之間。盡管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從來無法對歷史負責,人民無需承擔任何責任。歷史也從來不會責怪人民,最終要追責的還是幾個人。盡管人們很不願意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發展就這樣被少數一些人控制,但殘酷的現實往往就是這樣:很多時候就是關鍵的幾個人、關鍵的幾件事、關鍵的幾張票決定你我、社會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民主本來應當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在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地方,多數人不得不服從少數,這實在是民主最吊詭無奈的地方。在這關鍵的時刻、關鍵的地方,曼德拉選擇了和平理性法治,香港的精英,你們的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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