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雲超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日前在立法會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以“砥礪奮進，共創新猷”為主軸，圍繞8個重點，提出“抗疫情，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推改革，促發展”。2020施政報告以科學、系統和縝密之特點充分凸顯澳門政府務實、親民和因地制宜作派，給澳門居民以安全感、信任感和美好期待。澳門回歸二十年來，歷屆政府重民生、求發展，著力和諧穩定，追求國泰民安。澳門特區政府有理想、有擔當、勤奮又本分，恪守職責、愛國敬業、在文化繁榮、國家安全和民族團結諸方面之作為和擔當有目共睹，世人仰視。

新的歷史時期，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快、變化大，可謂“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澳門今日的成就在大中華區乃至國際社會鑄就了標杆亦形成了垂範。“推改革、促發展”已經成為澳門主旋律。澳門要持續繁榮從而進入全球視野，必須做大做強而且或將更多承載歷史擔當。只有從自身完善到地區垂範再到全球參與，方可“三足立鼎，合從連衡”，統籌兼顧，相得益彰。

首先，澳門必須加強自身建設，拓寬打實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賴以產生發展的物質基礎，而經濟基礎性質和規模勢必引起上層建築變革和導向。而其反向作用又可以確立且維護其在社會中統治地位。當上層建築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基礎服務時就會極大推進社會發展和進步。

澳門具備天時地利又人和之先決條件。輕裝上陣，搶佔先機。為了增加經濟體量，仰仗政策、依賴政府難以為繼，國際資本和大陸投資不可限量。“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自由貿易港及橫琴島資源空間結合，形成“一國兩制”實踐新平臺不可避免。事實上，早在2011年此舉已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次年即明確“支持澳門建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改革”和“發展”是辯證的統一。改革促進發展，發展倒逼改革。特首施政報告提及“設置高層次人才引進審委會”當屬亮點。長期以來，不論是香港、新加坡還是深圳、珠海，在亞洲地區乃至全球人才戰略上精彩紛呈，人口紅利、人才優勢和人種優化是一個地區建設、發展和改革之重心。澳門近年來鮮有掀起過諸如“人才革命、人口大戰”之浪潮。

國內一線城市和大灣區均有不同程度“虹吸現象”，澳門憑什麼增加競爭力和吸引力，人流、物流、資金流一統機制有無建立？內部交通、外部航運乃至管網建設等公共設施和大型甲級寫字樓時下可否築巢引鳳？日後會否有可能避免當年深圳在市政規劃和整體佈局方面的捉襟見肘之尷尬？香港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才流失，學界認同香港問題的惡化在人力資源上成全和成就了臺灣和新加坡，作為國際化社區，澳門有沒有相關人才機制可以順勢而為？

澳門教育國際化、產業化和文旅產業一樣亦為可持續發展重要一環，新加坡和香港已率先進入深水區。不僅高等院所和中小學教育多維發展，而且職業教育、終身教育佈局科學，方興未艾。“澳門大概4000名學生在外留學，內地保送近千人，去臺灣幾千人，澳門本地生還有多少？” 而在新加坡和香港，高校三級學院、獨立學院、職業學院，乃至如大公文匯培訓機構之類則星羅棋佈，目不暇接。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2007年澳門博彩業已經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頭號賭都。然而澳門“一彩獨大”，經濟模式單一，經濟多元化呼之欲出，融入國家戰略迫在眉睫，啟動其多方能力和放大其國際功能，亦箭在弦上。澳門有海域逾85平方公里，在海洋生物、海洋科技、海洋工程甚至海洋文化方面空間巨大。過往澳門被視為彈丸之地，世人俯視，如今以小博大，後來居上。澳門地少人稀是客觀事實，沒有爭取和開拓是主因。中央未必主動給政策，主動擔當、水到渠成才是上策。大灣區從學術概念到國家戰略乃至地方政策，內涵和外延始終一貫是不斷深化和無限延伸的過程。開拓性、靈活性和創造性勢必與時俱進，成為大灣區不斷成長和突圍之魂魄。

澳門在抓住機遇、深化改革與發展方面需要高眼界也需要大手筆，特區過去發展主要靠政府投放資源，但是，社會資本投入和招商引資平臺的設立會更有力度和前瞻性。政府有理想要作為，關鍵是政策制定和企業服務。政府要制定政策，首先要發展和改革。規模大、力度強、以點帶面、形成聚集，從而產生影響力，中央政府自然會刮目相看，施之以策。只要以經濟體量獲取政治資產，才能更大力度升級產業和推進發展。

其次，澳門在大灣區及大中華區中經濟定位背景下的政治角色調整不可拖延和漠視。大灣區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行政區劃。打破與珠海、廣東乃至泛珠三角地區阻隔，勢之所趨。大灣區城市群及至中央政府均設立有不同層級“大灣區工作委員會”和主管部門，可以專業對接和主動爭取。澳門葡語雙語和歐洲特殊背景之優勢決定了其全球性和國際環境，其資訊、資金甚至自由非國內一線城市所媲美，其社會安全性、政治單純性和管治高效率又非香港所替代。因此，除了在大灣區捷足先登、乘勢而上、率先靠前之外，澳門還可以在“一國兩制”方面為香港和臺灣立杆垂範做表率。

澳門本屆政府注重大局穩定，家國概念清晰。在健全國安法規、管理施政措施和落實執行機制方面快速高效；在愛國愛澳、國民教育及愛國主義和中華文化推廣落地從而贏取民意方面獨樹一幟。在澳門，憲法和基本法之權威得以認可和尊重。既多元合作又協調統一的宣教系統相對完善和健全，基本法內容在大中小學不同階段均有部署，進入公職必須接受基本法培訓與考核以確保愛國愛澳管制團隊絕對領導之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文化具有凝聚力和輻射性，其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在兩岸四地互聯互動過程中逐日凸顯。

在港臺，“獨派”勢力和境外滲透相互勾結、裡應外合下漸行漸遠，不僅兩地民生民意受創，而且國家安全受到史無前例之威脅。港臺在去中國化方面異曲同工，從教科書和青少年教育入手，歪曲史實、離經叛道。香港極端勢力矛頭指向基本法，“一國兩制”示範功能嚴重弱化；臺灣本土主義擋道，執政黨及多數政客否定“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甚至國民黨近期也在忙於“綠化”。在此背景下，澳門需要挺身而出，政治角色或將強化。澳門有民間組織近萬家。政府引導、鼓勵和支持不可或缺。在大中華區，特別是港臺事務上有所思考和有所作為，當屬最佳的發展與提升戰略。

再次，澳門地方雖小，戰略區位卻不凡，如若因地制宜，必將“風起南中國海，潮湧大珠三角”。澳門作為大灣區“精准聯絡人”和“一國兩制”的成功踐行者，在大中華區、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格局中的作用不可小覷。能夠利用獨特優勢爭取到更多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和企業總部落戶生根，申請更多國際組織和全球賽事安營紮寨，甚至能夠聯手亞太，走向全球，依然屬於別樣愛國。因為作為跳板沖出太平洋，當屬對中國和平崛起之特別貢獻。

作者為社會學學者，劍橋大中華智庫創辦人。

本文為作者在澳門愛國青年教育協會博士智庫委員會2020年4月22日“博智綫上沙龍”中的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