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專稿】朱育誠：香港國安法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自今年5月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決定以來，美英為首的一眾西方國家便跳到前台狂吠不已。某些國家更是赤裸裸地進行恫嚇和干預，它們虛偽蠻橫、混淆視聽，自己可以進行國家安全立法，卻對香港國安法大搞雙重標準，不僅極力阻撓，更製造謊言，肆意污名，在港挑動對抗等。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級顧問、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朱育誠在接受本刊記者電話採訪時指出，美英等國完全就是按照強盜邏輯行霸權之舉。他說，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而香港國安法立法是要維護中國國家安全，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我們自己家裡的事豈容外人肆意插手！”他還指出，基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中央授權香港特區就國家安全進行立法（基本法23條立法），但到現在遲遲未能立法，這是反中亂港勢力長期破壞的結果，且目前看不到香港完成這一立法的社會條件，在此背景下，基於香港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日益嚴峻，由中央來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合情、合理、合法，也十分迫切。

文｜本刊記者魏東升

制定國家安全法是中央事權

記者：海外有些輿論質疑全國人大對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對此您怎麼看？如何理解即將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與香港基本法23條的關係？

朱育誠：香港回歸之後，圍繞政治體制發展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而關於政治體制發展問題，必須遵循基本法辦事。但反對派總是試圖歪曲和破壞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推行基本法23條立法，本來是應有之義，也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要求和落實基本法的責任，由於反對派的阻撓，基本法23條至今遲遲未立。

雖然反對派想盡一切辦法妖魔化基本法23條，用所謂的民主、人權來反對基本法23條，可實際上基本法23條卻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支撐，與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並不矛盾。你不危害國家、不顛覆國家、不竊取國家機密、不與國外政治性組織發生聯繫、不破壞香港的安定，基本法23條和你有什麼關係？那是針對敵對破壞勢力的！

鄧小平當年早已預見，他明確地說過，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香港自身是難以解決的。從立法本身來看，23條立法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遲遲未立的原因還是一些人在幕後勢力的操控和“支撐”下極力反對。而幕後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干擾和破壞基本法23條的立法，因為他們怕23條一旦在香港完成本地立法，就難以利用香港作為反共反華基地對中國內地進行滲透、破壞和顛覆。所以23條到現在沒有立出來，是他們破壞的結果。

維護國家安全本是中央的事權和職責，中央完全有權在23年前就進行針對香港的國安立法，但出於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及對香港特區法治傳統的尊重而授權香港特區自行立法。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授權香港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並不意味著中央放棄或喪失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之前有一種說法認為，基本法只是中央的授權法，只是規定香港權力的法律。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基本法的本質不單是一部授權法，而且也是一部規定中央權力的法律。如果時間和實踐一再證明香港難以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難道中央只能坐視國家安全法在香港的缺失嗎？所以說，由中央來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合情、合理、合法，也十分迫切。

不怕美國所謂的制裁

記者：美國聲稱將就香港國安立法對香港實施制裁，您對此有何評論？

朱育誠：你看如今的美國，霸權主義赤裸裸是他的一個本性。他在香港問題上搗亂，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多年來就是如此。但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就是在不斷與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過程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在鬥爭中不斷地建設自己，屹立起來的。所以我們不怕美國所謂的制裁。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那麼多志願軍戰士，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保護主權而英勇犧牲在朝鮮戰場上。那時候我們那麼窮那麼弱，毛主席領導黨和國家敢於鬥爭，才有了今天的繁榮富強。今年是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我們正在逐步邁向強國之路。美國現在利用香港問題繼續搗亂，目的就是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

所以說指導思想非常重要。當年有毛澤東思想，後來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現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幾個指導思想在香港問題上是一致的。回歸前的香港，是國家給建設留的一個窗口，所以中央考慮到當時的特殊情況提出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方針。後來收回香港之後，嚴格執行了鄧小平所倡導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現在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國家安全的立法，這是我們國家應有的權力，而且是為了使香港“一國兩制”的基礎建得更牢，這個指導思想我們一直沒變。

自己家裡的事豈容外人肆意插手

記者：近日七國集團外長發表聯合聲明，聲明稱中方的決定有悖香港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對此，您有何評論？

朱育誠：基本法前面我已說過。關於《中英聯合聲明》，它只解決一個香港主權回歸的問題，所以這次香港國安立法跟《中英聯合聲明》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根本不是同一性質的問題。香港國安立法是解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問題，這是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一個必要條件。

關於七國集團外長發表的聯合聲明，我看有人形容得很好：我們家裝個防盜門，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中華民族是個大家庭，主權安全都是我們家的事，豈容外人肆意插手！

香港回歸之前，我們主要的鬥爭對象是英國人，主要矛盾是主權的爭奪，回歸以後是管治權的爭奪。從理論上來講，主權和治權是不可分割的，有主權必須有治權。但是由於歷史原因，香港被英國人殖民管治了100多年。香港回歸之前，中英是主要對手，回歸以後美國又插進來了。所以說，香港管治權的爭奪存在著“三性”問題——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

長期性主要體現在人心回歸上，畢竟香港被英國殖民管治100多年，港人不可避免受到殖民管治的影響。人心回歸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也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所以說管治權爭奪的長期性反映在人心回歸的長期性上。

複雜性在於，美國作為世界霸主，早在英國管治香港期間就把香港確定為顛覆中國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前哨陣地，這些都有文件可查。至今，這一點仍未改變。

艱巨性在於，英國人走的時候埋了很多“地雷”，大家都應該知道排雷比埋雷危險。尤其是彭定康做“末代港督”時，處心積慮通過行政手段在香港“埋雷”，展開一系列從香港撤退前的部署，企圖在香港回歸後給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增加管治難度。

雖然香港管治權的爭奪極其艱難，但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絕對不能退讓。鄧小平當年早就講過，“在主權問題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讓，更不要說是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