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國際貿易和投資等活動，打破了現行全球產業鏈的正常運轉，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期，企業倒閉和失業攀升加劇社會動盪。部分美歐政客為掩飾自身應對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大旗，“甩鍋”中國內地，國際政治環境急劇惡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提交報告認為香港將不再獲得美國特殊待遇，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多條制裁舉措，包括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制裁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等，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帶來不利衝擊。不過，美國制裁香港必然損害美國在港的商業利益，因此其不會肆無忌憚、恣意妄為。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開放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提供長足發展空間。總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經過幾代人長期不懈地艱苦努力，持續不斷打造起來的，香港金融業有信心直面挑戰。

文｜香港 鄂志寰

美國對香港極限施壓的可能選項

美國政府針對港區國安法推出極限施壓。特朗普指責中國違反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諾，聲稱將取消給予香港同中國內地不同的特殊待遇政策並制裁任何“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

美國推出相關制裁行動可能在三個法案框架下進行，其法理依據分別是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2019年11月生效的修正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正在立法程序中的《香港自治法案》。三者層層遞進，密切相關。

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 - Hong Kong Policy Act）又名《香港關係法》，明確香港與美國的經貿關係與回歸前維持不變。《香港關係法》列明：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美國在經貿關係上視香港為“非主權實體”，與香港簽訂獨立的經濟、貿易和金融等方面的雙邊協議；自由兌換貨幣，香港可以自由兌換美元，不設上限；美國認可香港發出的護照及旅遊證件，香港居民申請赴美國的簽證，與中國內地居民的申請分開看待和處理。

2019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作為《香港關係法》的主要修正案。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制裁“負責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內地及香港官員”，美國務卿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權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制裁“打擊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員名單，可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或拒絕其入境。法案要求美國商務部在180日內向國會委員會提交報告，評估香港是否有效執行美國針對敏感軍民兩用出口管制法例，以及美國或聯合國對朝鮮或伊朗所實施的制裁。

2020年5月21日，美國兩名參議員聯合提交了跨黨派草案《香港自治法案》。如果完成立法，將成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延伸和加強版，在不讓有關人士進入美國以及凍結其在美國的財產等基礎上，增加對與被美國制裁的人士和實體進行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進行制裁的內容。

6月4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要求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在60日內提出建議，打擊在美國上市、不遵守適當會計準則的中國內地公司，以“保護美國投資者”。顯然，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可以推出任何措施，我們應該密切關注相關法案進展，未雨綢繆，提前應對。

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不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全面影響

美國改變對香港特殊待遇及採取相關制裁行動的影響程度因其措施的範圍和力度而有所差異。

首先，特朗普發起對港制裁從屬於中美戰略博弈的大局，香港只是其打壓中國的一枚棋子。美國制裁香港必然損害美國在港的商業利益，因此，其不會肆無忌憚、恣意妄為。

其次，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不會對香港經濟帶來大範圍的直接影響。因為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並非由美國決定的，而是早在1948年，WTO的前身關貿總協議就已適用於香港，1986年英國向總協定提交聲明，確認了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關稅地區，享有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的自主權。因此，美國要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只會是美國單方面的制裁措施，並不影響其他WTO成員給香港應有的待遇。從出口數量上看，香港本地生產的商品出口佔整體出口不足1.2%，其餘從其他地方轉口，美國對轉口商品並不視為香港的出口，取消香港在商品貿易上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有限。

第三，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可能會影響香港的信貸評級、營商環境和競爭力排名，進而影響國際和本地投資者的信心，或會引發資金外流，加大資產市場調整的壓力，降低經濟增長水準和活力。

第四，針對官員、企業和組織的制裁措施，其影響初期集中於個別受制裁的人士、企業和組織，不會對整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持續的打擊。然而，若制裁目標和範圍有所擴大，禁止美國企業和其他金融機構為他們提供服務，以至限制他們使用美元結算系統，將會較大程度影響內地和香港部分大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運作。

第五，美國限制/禁止內地或香港企業在美投融資，可能會迫使有關企業退市。這將對需要在美投融資的內地或香港企業帶來負面影響，或需要轉投其他市場，且若同時限制/禁止美國機構和企業投資內地或香港金融資產，即使內地企業回港上市其集資能力也會受到嚴重影響，給需要外匯資金維持和拓展國際市場的內地企業帶來打擊，不利內地企業“走出去”。不過，若內地或香港企業在美上市日趨困難，同時也會影響美國作為初創融資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六，金融制裁措施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視其措施範圍和程度而需要進行相應評估。美國是除中國內地以外於香港金融市場現貨交易量最大的境外投資者，持有大量香港金融資產。外資投資內地股票和債券大多經過香港進行，有關措施會打擊內地需要對外融資的企業，也將影響香港金融市場表現。

香港金融市場仍然具備較強的內在穩定性

香港經濟舉步維艱、金融制裁暗劍高懸影響香港信心，但是，就算經歷驚濤駭浪，香港金融市場仍然能夠正常運作，表現出一定的抗衝擊性和韌性。其主要原因在於：

首先，內地經濟穩健增長是香港金融市場保持穩定的壓艙石。過去22年，香港實現了由區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領先國際金融中心的跨越，主要依靠兩大支柱，其一是內地與香港不斷增強的經濟貿易聯繫；其二是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港、與西方接軌的司法制度、金融監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經濟體等制度優勢。二者的有機結合是香港保持經濟長期繁榮穩定、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持續提升的扎實基礎，亦是當前香港應對挑戰、抓住機遇，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制勝之道。

目前，內地企業佔香港股市市值和交易量的70%左右，只要內地經濟穩定增長，香港股市對全球投資者仍具吸引力。2019年全年香港IPO繼續保持了全球領先的地位，香港仍然是內地企業國際化發展和國際企業走進中國內地的主要平台。同時，香港銀行體系的總資產超過24萬億港元，銀行業貸款超過半數為非本地貸款，本地經濟表現對銀行業影響有限。

其次，香港恒生指數估值相對偏低，市盈率值只有10倍左右，對國際投資者仍較具影響力。目前，在港股交易的外地投資者中，內地佔比為28.3%，超過了美國的23.2%和英國的17.2%，成為港股的最大外來投資者。

第三，與1997、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相比，目前香港金融市場基礎更為穩健，金融體系運作透明度高和監管水準嚴謹，外匯儲備和政府財政儲備充裕，貨幣基礎超過萬億元港幣，港股市值超過35萬億元港幣，有助抵禦短期因素衝擊。

第四，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為香港金融市場應對外部衝擊提供了內在穩定器，近年來，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相配合，內地相繼推出了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和基金互認等機制，推動制度銜接和政策融通，為香港金融和專業服務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也有助於香港金融市場抵禦外部衝擊，保持市場的基本穩定。

第五，近日瑞幸咖啡引發中概股信任危機，特朗普和蓬佩奧分別敦促證券交易所收緊對中國內地上市公司的規定，中概股在美退市的風險逐日攀升，一些中概股選擇來香港第二上市，阿里巴巴、京東、網易相繼在港發行新股，預計 2020年全年香港將有130多隻新股上市，融資額可能達到1,600億到2,200億港元，為香港資本市場帶來新的增長點。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開放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提供長足發展空間

2020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及外管局聯合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關於金融發展的主導思想具體落實到銀行、證券、保險、投資等五大領域中，提出26 項重大舉措，區域內金融機構將根據“成熟一項、推進一項”的原則，逐步有序地把26條措施逐項落實到金融產品和客戶服務等方面，加快助力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的契機。

此外，內地陸續推出12項對外開放新措施和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以及RQFII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等政策，吸引外資進入內地資本市場，推動外資在內地股市和債市佔比持續提升，進一步促進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顯然，中國內地金融服務業將進入開放引領的新時代，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提供長足發展空間。

首先，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對外聯通的主管道，在為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供多樣性選擇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在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開放模式中，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率先實現了境內股票和債券市場與香港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香港作為全球資金自由港，具備輻射其他主要金融市場的先天條件，香港金融業通過多種類型的跨區域金融合作，大力增強與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聯繫。中國內地金融業亦充分發揮香港金融市場的整體優勢，打造區域經營管理平台，全面加快境外資產積累和境外經營成果的顯現，加快提升全球化投融資和金融服務能力，提升國際化管理和營運能力。

其次，香港市場具有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保障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香港金管局曾推出非常時期流動性便利措施和存款保障計劃，有效控制了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自2010年起，香港金管局連續推出多輪按揭貸款審慎監管措施，提前防範樓市逆轉導致信貸質素惡化的風險。過去數月，經濟下行壓力加劇，金管局也從紓緩資金壓力、加強信貸能力和增加市場流動性三方面入手，包括容許企業客戶“還息不還本”、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下調逆周期緩衝資本，以及推出“美元流動資金安排”等，使金融體系能更順暢地發揮資金融通功能，支援實體經濟。國際銀行業普遍把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首選平台，中資銀行亦以香港為基地打造全球全面風險管理的能力，提升合規經營的意識和水準。

第三，香港為銀行業提供完全競爭的市場運行環境，規範金融機構的經營發展和風險管理機制建設，有效防範和化解單一銀行所面臨的經營風險。香港具備良好的營商環境、簡單低稅制和與國際接軌的司法制度以及最自由經濟體等制度優勢，使之成為全球銀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香港銀行體系的總資產，約為香港GDP的8.5倍。

第四，香港進一步提升銀行業的金融科技水準和服務能力。香港較早完成了利率市場化，推動銀行業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收入，彌補淨息差收窄造成利息收入的減少。多年來，香港主流銀行緊貼市場的發展需求，加強金融產品創新能力，積極開拓多元化收入來源；近期陸續推出的虛擬銀行將進一步加大銀行業整體的資訊技術資源投入，為客戶提供選擇更為多元、使用更加便利和更低成本的服務管道，提升客戶體驗。

第五，香港在離岸市場人民幣業務方面具有先發優勢和規模優勢，擁有全球首家離岸人民幣清算體系、全球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活躍的人民幣交易市場和較為多元的人民幣產品體系。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離岸市場逐漸從香港擴展到東南亞，形成橫跨亞洲、美洲和歐洲的離岸中心網路。在內地加快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將以市場驅動為主，更多地服務實體經濟，服務“走出去”企業，而東南亞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區域，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新的實驗場。

總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經過幾代人長期不懈地艱苦努力，持續不斷打造起來的，香港金融業有信心直面挑戰，未雨綢繆、開拓創新，不斷提升金融市場效率和水準，有效控制金融風險隱患，更好地服務中國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進程，在“一帶一路”深化發展和大灣區建設全面展開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上兩大核心內容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應對外部衝擊的現實基礎。

（作者係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