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從武漢向全國蔓延，危及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在這個緊要關頭，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駐武漢辦）主任馮浩賢沒有乘坐最後一班返港的飛機，而是選擇堅守武漢，冒著在疫區工作的巨大風險，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極大壓力，盡心盡力為滯留湖北的4,200名港人提供幫助和服務。他說，作為特區政府在武漢的代表，心裡很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就是要照顧好每一個在湖北的香港人。

文｜本刊記者 張晶晶

武漢封城前我選擇留下來

記者：1月23日10時起，武漢市政府發布公告，全城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此後湖北其它各地也陸續封城。面對一夜之間按下暫停鍵的城市，您感受到了哪些突如其來的變化？

馮浩賢：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遠遠超過了預期。去年年底，我就聽到一些關於新冠肺炎的消息，武漢的醫院裡陸續出現了病例。當時我在香港休假，覺得應該提前做準備，於是立馬打電話給在武漢的同事們，告訴他們購買口罩、消毒水和防護用品，提醒他們要注意清潔衛生，我也在香港採購了防疫物資帶回武漢。1月20日，鍾南山教授說病毒“肯定有人傳人現象”，大家的警覺性立刻提高了很多，原來武漢市民大多數不佩戴口罩，後來都自覺戴上了，我和同事上下班也戴口罩。1月23日凌晨4點，我的電話突然響起來，收到通知要封城了，這對於所有人來說是個很大的意外，誰都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封城，讓人有點猝不及防。

記者：武漢下達封城令後，許多人趕在最後一刻離開，但是您拒絕坐上最後一班返港飛機，而是繼續堅守武漢。您出於哪些考慮選擇留下來？

馮浩賢：下達封城令那天是農曆二十九，此前我跟很多在武漢的香港朋友一樣，已經買好機票，準備乘坐當天最後一趟航班回香港過春節。但是在那個緊急時刻，我必須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留下或者離開。其它國家駐武漢總領事館亂作一團，總領事要麼不在武漢，要麼回國休假，一聽說武漢要封城就立刻準備撤退，某國不到一個星期把全部核心人員撤走，總領事館也關掉了。但是在那天早上，我沒多想，便向香港總部提出決定自願留下來，同大家一起面對疫情，因為很多香港人還沒有離開，我作為特區政府駐武漢的代表，是港人的主心骨，就像一條船的船長，船出事了，船長絕對不能先走。我心裡很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就是要照顧好每一個在湖北的香港人，確保所有香港的朋友能夠安全離開，穩住大家的心！於是我把當天的機票退掉，跟航空公司說我不回去了。然後，我當天早上把駐武漢辦改為臨時的指揮部，成為照顧港人的基地。

記者：您為了工作一直堅守在武漢，因此錯過了為女兒慶祝生日，家人能理解嗎？

馮浩賢：我們一家人很團結，太太和兒女們對我都非常理解，知道我在外面拼，他們都支持我，給我加油，希望我做好在武漢的工作。封城那一天，太太原本等我回家一起吃年夜飯，但是凌晨4點多我打電話告訴她不回來了，她什麼話都沒說，唯一一句話就是要求我注意清潔衛生。這次很遺憾錯過了女兒的生日，每天我和女兒都透過手機視頻聯絡，一起聊聊天，給她講講我在武漢的所見所聞，她也為我打氣加油，叮囑我不要染病。有家人的支持，我心裡很踏實，我也信守諾言沒有生病。

和我一樣，在武漢的其他香港同事全部自愿留下來。有一些同事尚未結婚，就跟父母說一聲不能回家過年，父母都理解；有一些同事的家人比較緊張一點，但是依然支持他們的工作。真的很感謝我的團隊，為了幫助滯留的香港朋友，大家留守武漢一起打拼，因為我一個人不可能扛下所有的事情。

“千里送藥”解燃眉之急

記者：疫情期間，有多少港人滯留湖北？他們遭遇了哪些困難？

馮浩賢：滯留港人的數量和分布範圍遠超預想。從數量來說，最初估計滯留在武漢的港人大約200至300名，那時很多人已經回香港過春節了，但是實際人數遠超預期，因為很多老家在湖北的港人回來過春節，滯留總人數達到4,200多名，這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從分布範圍來說，滯留湖北的港人分得很散，最初估計可能大部分人在武漢，後來發現不全對，他們的家分散在湖北各地，除武漢之外，還有荊州、宜昌、黃岡、恩施等等。據統計，這些人一半是香港永久居民，一半是在香港唸書、做研究或者與家人一起生活。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因為他們持有香港身份證，他們都是香港居民，我們就要一視同仁，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服務。

在疫情最嚴重的那段時間，香港朋友遭遇了許多困難。比如，有的人原本只是回湖北過春節，沒想到走不了，要求特區政府安排他們返港；有的人長期生病，只帶了一點备用藥，因為不能回香港看病，有些藥在內地又買不到，眼看藥就快要吃光了很着急；有的人家裡有小朋友，需要購買嬰兒配方奶粉；有的老人欠日用品需要得到幫助等等。大家的心理壓力很大，每天很多人給駐武漢辦打電話，有抱怨吃住行不便的，有要求馬上回家的，甚至有半夜打電話罵人發洩情緒的，這些我們都能理解。我也常常給接電話的同事打氣，有時陪他們一同聽電話，希望可以減輕一些壓力。

在港人遇到的問題裡，吃藥難是最突出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很多回湖北探親的港人長期生病，藥吃完了想去當地醫院取藥很困難，因為那時醫院都在收治新冠肺炎病患，門診都不開放，大多數藥房也沒營業，即便營業也不一定有藥，萬般無奈之下他們只能給我們打求助電話。於是，我們從二月初便建立了一個“千里送藥”系統。第一步是取藥，香港公立醫院留存病人看病的記錄，病人把他們的資料給我們，我們再送到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作配對並分析病情，然後讓香港醫生開具額外的藥給他們應急。第二步是送藥，這是最麻煩的一個環節。因為香港和武漢間的交通斷了，送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才能完成。在中聯辦的協調下，藥物得以順利過海關進到內地，並且找到快遞公司把一批批藥運到武漢。我們拿到藥後還須分發出去，那時武漢到各市州交通不便，我們就透過湖北省港澳辦找到中國郵政幫忙送藥。期間還有其他單位幫忙，比如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香港和深圳海關等等。鑒於送藥屬緊急情況，這些單位十分配合我們的工作，一路開綠燈。從2月初到4月底，我們共計發放20多批藥給300餘人，讓病患可以及時吃到藥，這樣既可以讓他們不必那麼快趕回香港，減輕一些香港的壓力，也能讓大家增強對香港政府的信心。

還有一個難題是口罩。那時口罩十分緊缺，大家都在搶購。我們動員其他駐內地辦事處一起採購口罩，一些香港的熱心朋友也給駐武漢辦寄送口罩，請我們分發給在湖北的港人。我們收到後，按照每個人20個的標準，為一百多個家庭郵寄了口罩。

記者：那時駐武漢辦處在疫情中心區，在如此困難的形勢下，你們得到了哪些幫助和支援？

馮浩賢：在武漢辦留守的只有6個人，但是要面對4,200位港人，工作真是千頭萬緒。我們建立了一個小組，我是組長，每天向香港的領導匯報，讓香港總部知道武漢的情況以及怎樣配合武漢前線的工作，還要跟中央和湖北省不同有關部門和人員接頭協調，並把辦事處同事的生活都安排好，讓他們可以專心工作；另一位副主任是副組長，負責送藥、送口罩、運輸等後勤工作；其他同事接聽電話、處理個案，這是大家的分工。雖然每天工作量巨大，忙得透不過氣來，但是我們士氣挺高的。

當然，光靠我們自己不可能把所有事情辦好，所以我在武漢的重點就是找“外援”，把所有能幫助我們的人拉進來。例如香港入境事務處、衛生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中聯辦、工聯會等等。我在手機上建了很多微信群，包括送藥群、口罩群、奶粉群、包機群等等，不同的群幹不同的事，只要有人願意幫忙，我就把他們拉進群裡。每天我都時刻盯著手機，出現問題馬上想解決方案，不同問題拿到不同群裡去處理，從早到晚精神高度集中，手機響個不停，吃飯也只能隨便應付一下。

因為工作關係，我和湖北省和各市（州）外辦聯繫較多，他們非常給力，做了大量工作。駐武漢辦不是一個很大的單位，對身處武漢之外的港人鞭長莫及，我們就請外辦幫忙，透過他們的力量抱住港人。外辦依託各地網格員挨家挨戶上門統計，然後將搜集到的港人信息反饋給我們，便於我們掌握最新情況。遇到港人生病、缺少生活物資、出行不便等問題，外辦就幫助協調聯繫有關部門，提供緊急支援。

還有一些非政府機構也來幫忙，他們有自己的優勢，可以深入到社區和居民中間。非政府機構的志願者同滯留港人線上聊天，傾聽他們的訴求，為他們作心理輔導，還幫助沒辦法出門的港人代購生活物資，幫忙照顧他們在港的老人、交房租。有些港人錢花完了，生活拮据，這些機構便動用慈善基金拿些錢給他們應急。

記者：在武漢封城一個多月後，特區政府於3月，連續安排兩批共8架次包機，接載1,000餘名滯留在湖北的香港居民返港。特區政府是怎么做出包机這个决定的？乘包机的這1,000多人分布在湖北多個城市，你們怎樣聯繫並組織他們坐上包機？開展了哪些檢測？

馮浩賢：那時特區政府也早有包機打算。香港的情況比較複雜，不僅要面對從湖北回來的香港人，還有全世界回來的香港人，以及在香港染疫的本地居民。但是香港的檢疫能力、醫院收治能力都有限，如果同一時間很多生病的香港人回來，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全部接受治療？特區政府一直在準備包機方案，因為說到就要做到，確保將大家從湖北各地接到機場、檢疫上機、到達香港、下機到隔離營的整個流程都安全妥當。

需要搭包機的港人分散在湖北各地，而且乘坐的包機航班也不一樣，把每一個人準確無誤地送到機場，這項任務的難度非常大，特別是當中有孕婦、老人、參加公開考試的學生、患重病的病人等等。我們與湖北省港澳辦合作，找到了一些規模較大、能提供長途運載服務的出租車公司，將搭乘包機港人的住址、電話等資料提供給他們，雙方約定好時間，協調好接機需求，安排從家到機場的點對點接送，全程都做足防護，香港入境事務處同事亦全程監控，確保無人“走失”。

罹患新冠肺炎的港人治療費用全免

記者：有多少港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當時武漢定點醫院均床位告急，感染者如何得到妥善治療和安置？

馮浩賢：感染新冠肺炎的港人共有14位，12人經過治療後康復出院，有兩位老人家不幸去世了。在我們收到的一個求助案例中，有一家人回到武漢過春節，先是一個人生病，然後交叉感染，導致全家都生病。發現這種情況，我們爭分奪秒幫他們找病床。2月初，由於生病的人實在太多，方艙醫院還沒有建好，定點醫院都忙不過來，我就透過不同的人找不同的渠道，慶幸得到了很多幫助。謝俊明先生開辦的武漢亞心總醫院是一所定點治療新冠肺炎的醫院，他對我講，只要是香港的朋友感染肺炎，保證他們到亞心醫院得到治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華潤醫院也為我們提供了援助，雖然這些醫院已經人滿為患，但還是儘量想辦法騰出床位。後來方艙醫院一開，許多輕症患者就移到那邊去，醫院有床位騰出來，或者其他醫院新開了院區，我們趕緊把握這些機會，想方設法將生病的港人送過去。到2月底，這14位患者都得以入院治療，那個時候我的心才踏實。

記者：治療新冠病毒需要花不少錢，患病港人的醫療費由誰負擔？

馮浩賢：當疫情爆發的時候，我就已經向有關單位詢問醫藥費的問題，他們說得很明確，港人的待遇跟國內同胞一樣，治療費用都由國家承擔。每位患者的治療費用最少是5位數字，甚至是6位數字，如果沒有國家承擔的話，這麼大一筆錢不是每個人都能支付得起的。所以，非常感謝國家的好政策，確保所有病患都得到免費治療，這讓大家感到安心。

記者：現在這些康復的患者情況怎麼樣了？

馮浩賢：患病港人都康復離開醫院了，有一些因為要工作或照顧家人，已經回香港；有一些退休人士或者家庭婦女還留在湖北，因為湖北疫情逐漸好轉，城市也解封了，生活又恢復正常了，所以沒有著急離開。現在大家情況都不錯，沒有問題了，我們也沒有再接到求助電話。

團結一心才能戰勝疫情

記者：武漢已經逐步復工復產，全體市民接受了核酸檢測，香港的疫情也在好轉，但是鄂港之間的航班、高鐵尚未恢復，人員流動還受到限制。請問這對兩地的經貿來往有哪些影響？為促進疫情後的鄂港交流合作，駐武漢辦有哪些新打算？

馮浩賢：疫情對鄂港兩地交流造成很大影響。湖北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39.2%，進出口總值下降20.9%，工廠幾乎都停工了，與外界的交通聯繫都中斷了，好像經歷了一場戰爭，打完仗要恢復過來需要一段時間。中央對湖北非常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確定了支持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攬子政策，各兄弟省份也紛紛支援湖北。香港正在積極與內地有關方面商討恢復交通事宜，但這需要一步一步來。我相信湖北很快就能恢復過來。

在疫情期間，湖北的港資企業都停工了，像瑞安、香港置地、新世界等房地產企業在武汉有項目，但封城的時候大部分香港員工都回家過春節了，現在工人已陸續返工，項目运作沒有受到太大影响；武漢亞心總醫院在疫情期間成為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的定點醫院，其它科室都暫停運作，現在又恢復正常收治其它病人了；還有一些如鋼琴製造廠、餐飲公司等也都慢慢回到正軌。

我回武漢第一個目標是重新建立起所有的聯繫。發揮駐武漢辦的橋樑作用，向湖北提供關於香港的資訊，幫助正在恢復的湖北企業尋找與香港合作的機會，讓希望加強鄂港兩地合作的朋友透過我們的渠道做事情，重新上路為湖北發展做貢獻。第二個目標是運用科技手段辦公。我準備籌辦一些線上的論壇、會議，介紹香港最新抗疫情況和商機，疫情改變了傳統工作模式，出於安全因素考慮，將工作從線下轉向線上，借助科技解決很多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記者：時隔兩個半月，武漢於4月8日解封，您也暫時結束了在武漢的工作，於4月中返港。請您談談返港之旅的過程，以及居家隔離的生活和感悟。

馮浩賢：武漢解封後大家都很開心，我也終於可以回家了。回家之旅需要做一些準備工作。第一件事是搞通行證，我住的小區給我開具了通行函，在武漢出發之前還要拿健康綠碼，不光拿湖北綠碼，還要拿深圳綠碼，證明我是健康的，這也是鄂粵兩地的要求。第二是交通，由於鄂港交通尚未恢復，所以要取道深圳回香港，我先從武漢坐飛機到深圳，在深圳機場轉車到深圳灣口岸，過了口岸再坐車回家。一路檢查很嚴格的，每到一個關口就查一遍，需要填寫表格、查驗證件，但是過程很順利，從早上坐飛機到回香港家裡差不多8個小時。第三是核酸檢測，我在武汉做了鼻腔檢測，醫生拿一根棉花棒伸進我的鼻腔裡面採樣，30秒就搞定了，檢測結果呈陰性後即可放行。

回到家後，我遵照特區政府要求進行了14天居家隔離。我太太把臥室讓給我住，她就住在客廳當“廳長”。我每天一個人待在臥室，到了用餐時間她就把裝飯的籃子放在門口，我自己打開門拿。晚上兒女們睡覺之後，客廳沒人了，我做好防護安排後到客廳轉一轉，放放風。

居家隔離這段時間裡，我靜下心回顧了過去兩個多月的抗疫經歷，感到團結非常重要。在疫情最初期，武漢各方面條件十分艱苦，1,000萬市民生活受到極大影響，但是大家非常團結，主動配合政府工作，聽從統一指揮，因為大家知道，只有齊心合力才能戰勝疫情，吵吵鬧鬧是沒用的。病毒不分國家和種族，疫情當前沒有誰可以獨善其身，世界各國應該互相配合、互相幫助，對付病毒這個全人類共同的敵人，而不是互相指責和嘲笑。中國最早遭遇疫情，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為我們提供了幫助；現在其他國家深陷疫情，我們感同身受，也向他們伸出援手。我想，這正印證了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