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國奇跡及其背後的道理、學理和哲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它既涉及到我們對西方解釋話語的有效回應，掌握解釋中國奇跡的話語權，又涉及到如何闡釋好中國奇跡這一宏大“中國故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

 文 | 北京 韓慶祥

一、怎樣理解和把握中國奇跡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對“中國奇跡”作出了精闢概括：“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可稱之為“兩大奇跡”。這是對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最集中最凝練最根本最精闢也是最具有高度的概括，具有解釋學意義。面對中國奇跡，我們既不要狂妄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這兩者都是十分有害的，狂妄自大必敗，妄自菲薄必危。

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側重於經濟領域，著重講的是發展速度。這是符合我國歷史發展邏輯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也在發展，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與當時周邊“亞洲四小龍”相比，我國還是相對落後了。鄧小平講，如果再不加快發展，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思考的最為集中最為緊迫的問題，就是中國發展、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如何實現追趕的問題，即追趕現代化潮流、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水平。要追趕，就必須注重發展速度。1978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注重經濟發展效率，力求實現經濟領域的跨越式發展。結果是，我國在2010年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僅用30多年的時間，逐步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這就是“經濟快速發展奇跡。”

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側重於社會領域，著重講的是長期穩定。經濟快速發展有一個內在要求——社會要保持長期穩定。如果社會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這一“快車”就會翻車，這就好比車之兩輪、機之兩翼。車之一輪出故障，就跑不了，飛機之一翼出問題就會失衡，飛機就會墜落。所以，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我們既追求經濟快速發展，又積極保持社會穩定。這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相統一，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強調“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強調在繼續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要把精力用在維護社會穩定局面上，強調保持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相協調，強調以穩定確保發展，以發展促進穩定。歷史和實踐證明：在經濟快速發展中促進社會穩定、以社會穩定確保經濟快速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這“兩大奇跡”，表達的是“穩中求進”，注重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與平衡相統一，體現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二、中國奇跡背後的“中國邏輯”

中國奇跡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當然，也成為我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從“中國邏輯”來解釋中國奇跡發生的根源？中國奇跡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國外有多種解釋，其中最具代表性、涵蓋性、影響性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是用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體系）的所謂“西方模式”解釋中國成就，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理論，運用自由市場和資本解決了經濟效率問題；二是用國家資本主義解釋中國奇跡，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實行了集中的國家權力和資本的結合。第一種解釋完全是“西化”的，言外之意，是說由於中國走了“西方道路”才發展起來的；第二種解釋雖然考慮到了中國元素，如集中的國家權力，但本質上仍然認為是自由的市場和資本助推中國發展並取得成就。這兩種解釋，表達了西方社會一貫持有的傲慢和任性，即用“西方模式”來解釋中國奇跡。這種解釋不僅“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表現出對中國奇跡的“中國邏輯”根本就不理解。

中國學者應從“中國邏輯”上來牢牢掌握解釋中國奇跡的話語權，不能把揭示中國奇跡的話語權交給西方。這種話語權來自於解釋力。只要全面深入精準理解和把握中國發展，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奇跡背後的“中國邏輯”，即中國奇跡背後的中國道理、學理和哲理。其“道理”，就是中國奇跡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出來的；其“學理”，就是中國奇跡背後具有道路邏輯和制度密碼；其“哲理”，就是中國奇跡是由於堅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治理機制”三者辯證統一，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之治”。

三、中國奇跡背後的道理、學理和哲理

（一）從“道理”來看，中國奇跡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出來的

“道理”，是大眾化語言，要講的是老百姓都懂的道理。勞動創造價值和財富，不勞動就創造不出價值和財富。這是最樸素、最樸實的道理。全國各族人民是勞動的主體，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創造了價值和財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族勞動人民“勤勞致富”“任勞任怨”“承擔代價”，沒有他們，是絕對不可能創造出中國奇跡的。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三番五次強調“幸福是奮鬥出來的”“擼起袖子加油幹”；也正因如此，中共十九大報告更加強調，偉大夢想絕對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可以實現的，要實現偉大夢想，就必須要進行偉大鬥爭，必須具有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又強調，從2020年到2035年，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創造世所罕見的中國奇跡，就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出來的。

（二）從“學理”來看，中國奇跡背後有其道路邏輯和制度密碼

道路與制度具有內在邏輯關係：制度是從道路中走出來並形成的，我們是在道路的征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而制度是道路的精髓和靈魂；所走的道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裡的制度是道路中的制度維度。

先說中國道路創造中國奇跡的邏輯。

從學理來講，中國道路具有五個層次的本質內涵：（1）定性：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揭示中國道路，首先要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性”，它回答“誰來領航”的問題。“性質”決定方向，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性質和方向問題是中國道路的首要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顯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徵，它體現著中國道路的根本性質。在中國道路中，之所以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道路的真正探尋者、開創者與領航者，而且其指導思想具有引領力，奮鬥目標具有感召力，組織資源具有動員力，實現藍圖具有恒定力，自我革命具有淨化力。在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中，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總體性地位與核心性作用。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本質邏輯。

（2）定位：立足歷史方位與時俱進。揭示中國道路，在搞清楚“誰來領航”之後，邏輯上就必須進一步為中國道路進行定位，即搞清楚“我在何處”。這實際上是關於中國道路的歷史坐標問題。這裡所講的歷史坐標，實質上就是中國道路所處的歷史方位。確定歷史方位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首先搞清楚“我在何處”，才能進一步搞清楚“走向何方”。這實質上講的是中國道路的總依據、立足點問題。歷史方位既然是歷史坐標，它便確定中國道路所在的歷史階段。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國道路會有不同“走法”，同一條道路也會有不同的“走法”。中國道路既具有相對穩定性，也具有開放性和未完成性，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它不是封閉保守僵化的，而是開放創新發展的，是向世界和未來開放的。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

（3）定標：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根本支柱。揭示中國道路，在搞清楚“我在何處”之後，邏輯上就需要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標”，回答“走向何方”的問題。確定“我在何處”，就是為了明確“走向何方”。道路，自然包含道路所達到的戰略目標，沒有戰略目標的道路，不能稱其為道路。中國道路中的戰略目標，主要表達的是中國道路的目標追求和價值導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都是社會主義的目標追求和價值導向。這種戰略目標超越了以資本為主導的邏輯，走出了一條把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統一起來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國道路的核心。因為現代化首先是解決“物”的問題，然後在邏輯上進一步解決“人”的問題；這種戰略目標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同目標追求，突顯了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從而使社會主義和現代化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它超越了有些西方國家“你輸我贏”的單贏觀，注重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全面發展，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目標邏輯。

（4）定法：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並實施“兩大布局”作為總體方略。揭示中國道路，接下來的邏輯，就是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法”，回答“如何走法”的問題。所謂定法，就是確定實現戰略目標的根本路徑和方法，亦稱總體方略。這是中國道路的一個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把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為總框架，把新發展理念作為路線圖，把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牛鼻子”。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實踐邏輯。

（5）定力：整合推動力量，使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形成合力。揭示中國道路，在邏輯上還要進一步揭示中國道路所蘊含的推動力量，即“定力”，回答“動力何來”的問題。所謂定力，就是揭示實現戰略目標的推動力量。“路”是要走的，道路是走出來的，“走”需要力量來推動。這種推動力量可概括為：積極整合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並形成合力。其中，黨的領導力量是根本，市場配置力量是手段，人民主體力量是目的。黨的領導、市場配置分別從政治和經濟體現“中國特色”，人民主體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因此，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構成中國道路中的三種根本力量。中國道路不僅注重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而且注重整合這三種力量並形成合力。只有整合並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實現戰略目標，也才能真正顯示出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和重大作用。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制度邏輯。

中國道路創造中國奇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找到了、堅持了、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發展成就，走出了正確道路是根本原因。”這實際上是說，要從中國道路中尋求創造中國奇跡的本源和真實答案。

首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創造中國奇跡。中國共產黨能用指導思想引領各種社會意識，以統一人們思想，使之達至共識，明確前進方向，這就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能使人們全力以赴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必然促進中國走向成功。中國共產黨能用奮鬥目標，使黨員幹部凝聚在黨的周圍，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一有機體可以構成一個具有戰鬥力的整體，從而能激發黨員幹部的創新活力，使其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能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把一張戰略藍圖繪到底。善於戰略謀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條基本經驗。戰略謀劃具有自主性，它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僅使中國共產黨解決了一個個難題，辦成了一個個大事，而且使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行動，能一個目標接著一個目標來實現，這對創造“中國奇跡”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能用嚴明紀律規範黨員行為，提升黨員的格局和境界。這不僅有助於消除黨內的不良傾向和作風，使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硬，從而能把堅硬的“鐵”打好，進而取得巨大成就。正是這種引領力、感召力、組織力、恒定力、執行力、淨化力以及解難題辦大事的能力，從而創造了中國奇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迎難而上、越挫越勇、越險越進、久久為功”的特質，是創造中國奇跡的關鍵。

其次，立足歷史方位且與時俱進能創造中國奇跡。確立歷史方位並與時俱進，找準歷史坐標，有助於對我國的發展階段、本質特徵、實踐要求作出科學研判，進而能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出正確的事。這可使我們避免瞎折騰、走極端，進而取得重大成就。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注重堅持實事求是，把握主要矛盾，解決根本問題，明確工作重點，這既找到了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又注重把解決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引向一個正確、合理的方向，還能抓重點帶一般，從而積極推進中國快速發展。找到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理出中國發展的邏輯、綱目、頭緒和抓手，是創造中國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次，確準戰略目標有助於創造中國奇跡。戰略目標明確了人們前進的方向，能激發人們的主動性。主動性區別於被動性，它是一種精神狀態，也是一種精神動力，更是一種積極進取精神，正是有這種精神狀態、精神動力和積極進取精神，才使我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戰略目標也明確了人們追求的最大公約數，進而能凝心聚力，使人們達成共識。

第四，採取有效的總體方略使中國創造奇跡。實施正確的總體方略，能使人們抓住實現戰略目標的“總框架—路線圖—牛鼻子”。一個政黨創造的執政奇跡與施政方略緊密相關，一個國家的發展奇跡與戰略運籌密切相聯。“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戰略謀劃得好，常常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由於中國共產黨善於作戰略謀劃和戰略安排，而且在戰略上判斷得準確、謀劃得科學、贏得了主動，從而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抓住了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因素。這是創造中國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實施正確的總體方略，也能使我們發揮發展優勢、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歷史和實踐證明，重點突破、快速發展、全面發展、協調發展、持續發展、高質發展，是中國取得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五，整合推動力量能創造中國奇跡。整合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人民主體力量這種結構性力量並形成合力，是創造中國奇跡的深層原因。從學理角度看中國道路，其哲學精髓可概括為黨的領導力量、人民主體力量和市場配置力量形成的合力。市場配置力量，有助於解決經濟快速發展的問題。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理論和實踐創造，具有重大意義。從一般原則上，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效率原則，社會主義也注重效率，但更加強調公平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了。在經濟領域，我們相對突出效率原則，可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它注重根據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能力和貢獻進行利益對等的分配，這就激勵人在經濟活動中注重能力發揮和業績貢獻，因而在本質上有助於解決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問題；根據能力和貢獻進行對等分配，久而久之，有能力和貢獻的人收入會越來越多，而能力弱貢獻少的人就會在收入上與收入多的人拉開差距，收入差距過大，就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這時，我們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就應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相對強調公平原則，用各種行之有效方法，適當且合理調節收入差距。歷史和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較為成功地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西方理論普遍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中國共產黨人破除了這一教條，強調市場經濟是中性的，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人民主體力量既有助於推進經濟快速發展，也有利於促進社會穩定。

再談談中國奇跡背後的制度密碼。

把中國道路創造中國奇跡的學理邏輯講清楚之後，中國奇跡背後的制度密碼，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因為這些制度都植根或蘊含於中國道路之中，是在中國道路的開創、拓展、發展、完善過程中逐步生成、確立、實現的。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鬥，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全體人民緊密團結，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改革創新和與時俱進，堅持選賢任能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等制度優勢，都是創造奇跡的制度密碼。正如《決定》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三）從“哲理”來看，創造中國奇跡，是由於我們堅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治理機制”三者辯證統一，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之治”

學理基於道理，哲理基於學理又高於學理。

中國道路蘊含著“動力—平衡—治理”三種機制。中國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不僅注重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動力和活力，注重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達到平衡、和諧，還注重通過對自身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等，來解決動能不足、發展失衡的問題。中國道路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戰略目標之深層，主要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平衡、治理三個根本要素著眼的。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內在要求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內在要求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問題；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推進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關係、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而人的能力和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要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建立健全良好的動力機制，人的需要、人的關係的全面發展，要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建立健全良好的平衡機制。當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動力機制和平衡機制出了問題，就必須加強治理機制建設，提升國家、社會的治理能力。在我們堅持和貫徹的新發展理念中，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側重於發展動力；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側重於發展平衡。

動力機制、平衡機制和治理機制，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任何對象和事物發展，所揭示出了三種根本機制，反映了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從哲學來講，它體現了“正—反—合”的邏輯。動力屬於事物發展的“正”，平衡相對應於動力，屬於事物發展的“反”，二者構成一對矛盾，治理屬於推動事物發展的“合”，它源於“動力”和“平衡”，又高於“動力”和“平衡”，治理的原本實質，就是直指事物發展的“動力”和“平衡”而去的，是針對事物發展的“動力”和“平衡”而言的，離開事物發展的“動力”和“平衡”，就無法理解治理。從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本源、本體看，任何事物只有動力才能動起來，“動”，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種基本方式；任何事物只有保持平衡，才能穩定，只有穩，事物才能永續發展，“穩”或“衡”，也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種基本方式；事物存在和發展既要“動”又要“穩”“衡”，需要治理，治理是關鍵。

從1978年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來看，大致也是遵循“動力－平衡－治理”的歷史邏輯。在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我們也強調“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而在實踐、實際工作中，我們是相對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的，那時我們強調敢闖敢幹敢為人先，殺出一條血路，強調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生產力，強調放開、放活；兩手發展到胡錦濤治國理政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依然強調發展動力，但與此同時，相對強調科學發展，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和統籌兼顧，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平衡機制相對突出出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步入新的歷史方位，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和時代意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其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治理機制凸顯出來了，尤其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把以“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為核心內容的“中國之治”給突出出來了。這裡的“中國之治”，就是致力於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平衡相統一的問題，就是致力於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提供制度和治理保證。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所推進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都聚焦於“中國之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民幸福提供政治保障。這也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大歷史性、時代性貢獻，這種貢獻可以概括為第三大奇跡——“中國之治”奇跡。從習近平總書記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程中出現的世界三大難題的研判來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發展失衡、全球治理滯後三大難題。這三大世界性難題，就是從“動力－平衡－治理”來說的。從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核心要義來看。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其最為根本、核心的，就是從歷史發展動力方面高度評價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從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平衡方面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吃人”本性，從治理資本主義社會方面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並向社會主義轉變。

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平衡機制－治理機制”，注重“中國之治”，必然創造出中國奇跡。注重並運用好動力機制，能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動力和活力，進而有助於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注重並運用好平衡機制，能使經濟社會發展保持和諧，進而有助於保持社會長期穩定；注重並運用好治理機制，致力於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之治”，更有利於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能不足和發展失衡問題，這更有助於創造中國奇跡。

（作者係中央黨校原校委委員，中央黨校一級教授，中央黨校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