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雲超，盧兆興
大數據(big data/mega data)乃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行業術語。不同研究機構給予不同定義。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描述為:一種規模巨大、種類繁多及即時性強到在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諸方面超出傳統資料庫軟體工具能力範疇的數據集合,具有海量的數據規模,快速的數據流轉,多樣的數據類型和價值密度低四大特徵。如若將大數據比作一種產業,其盈利模式的核心就在於提高數據加工和處理能力,由此實現數據之升值。
大數據的海量化(volume):數據量從TB到PB級別;多元化(variety):至少80%非結構化數據;快速化(velocity):持續增加的數據量為兩位數年增長率;價值化(value):豐富多樣快速分析處理的數據可產出更高數據價值。若要系統認知、分解和掌握大數據,理論、技術和應用三個維度均需要系統涉及和參與。大數據在快速查詢、方案比對、即時計算、數據挖掘諸方面功能顯著,應用廣泛。
雲計算的到來,令先前看似無法收集和整理的數據得以利用,通過優化和創新,為人類帶來更多價值。美國加州大學和洛杉磯警察局通過大數據合作預測犯罪發生。麻省理工學院利用手機定位數據和交通數據建立城市規劃系統。2012年統計學家內特-希爾佛(Nate Silver)利用大數據預測美國大選結果。大數據不以隨機分析為捷徑。數據處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已經滲透城市治理、疾病控制、文旅科教、金融食品、交通零售、國家安全等領域。
海南藏族自治州實施大數據與文旅服務、生態農牧及新型清潔能源三大產業深度融合,結合全球領先的藏文搜索引擎“雲藏”把大數據產業園打造成“藏語區資訊高地”;杭州近年來在互聯網、人工智慧及智慧城市國內首屈一指。作為入網最深城市,杭州大數據為龍頭的資訊經濟占比GDP與日俱增,財政收入力敵廣州、重慶和成都,成為杭州經濟列車的“動力機組”。數據決策和數據創新的革命化已成為時代特徵。數字平臺綜合部署及平臺開發從而讓數字說話亦成時尚。
“統籌病毒溯源及傳播途徑,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開展流行病調查提高精准度和篩查率”正在全球進行時。通訊大數據行程卡通過與交通醫療深度契合廣泛用於醫療檢測、防控和復工複產,而且精准掌握流動人員資訊,提升防疫抗疫戰略高度和運作精准度。騰訊、阿裏建立大數據查詢平臺和疫情闢謠平臺及5G遠程醫療,線上健康碼查詢均為成功抗疫提供便利和依據。利用數字技術開發實施預測,為醫療專業人士和政府決策層提供可靠參照和依據,通過監視系統數據收集與整合,高效快捷研究對策,因應和對抗病毒傳播。
近年來,至少500座城市和不同城市集群已經明確提出構建智慧城市相關方案。貴州已經成為大數據之都,而雄安據預測最可能演繹成為2.0版深圳。“數據是人工智慧與智慧城市的關鍵環節”。平均而言,GOOGLE現在每分鐘處理3877,140次搜索,每個人每秒鐘會產生1.7MB數據,地球上存在的90%以上數據大致於過往兩年生成。每個城市各有不同,所謂“智慧”見仁見智。不過,在整體佈局和設計上,根據每個城市的戰略定位、產業佈局、經濟水準和區域特色因地制宜,各有側重。
為持續創新和促進產業能力穩步增強,包括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和住建部等共有529個不同領域和不同目標任務和評價標準等試點城市,率先探索改革舉措,形成輻射帶動效率。全國政協22日在京舉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專題協商會並強調以“以更大力度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制約,打造開放型協同創新高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學界認為,粵港澳地區相對而言則需要加快在政府運作、教育培訓、互聯互通,統籌融合諸方面強化大數據功能。寄望在跨境犯罪、行業聯手、三地基建管理及流行病和自然災害防控等領域通過大數據平臺有實質性突破。大數據不僅有助於灣區經濟做大做強,而且可以逾越區域邊界,甚至行政層級,技術型、高效率解決問題。
廣東啟動智能政府,推出政府移動APP”粵省事”,提供867個服務專案及電子身份。智慧城市5G移動服務強化了與大灣區各個城市特別是香港-深圳-廣州都市圈之間的順暢聯絡和快速銜接,提升了製造業水準。大數據不僅為大灣區發展營造大市場,而且為大灣區建設和治理提供了更多投資與就業機會,僅在2020年廣東地區已經增加逾6萬個新的5G基站。根據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指導意見”,要把大灣區建設成為生態文明、綠色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低碳智能生活區,灣區城市已經而且正在展開大當量全方位佈局。大數據工程已經成功植入多項跨境基建。港珠澳大橋自2019年,智能停車、車流監控及安保系統均已受控大數據並且智能化即為典型個案。
早在2016年9月,澳門科技大學成立澳門城市智能學院,從而強化智能城市研究和應用,提供合作平臺促進澳門作為數字和智能城市的發展;今年7月,澳門大學與NAMKWONG石化加強特殊設備安全智能監控與大數據運作管理著力合作;澳門政府啟動為期4年與阿裏合作建設智力城市專案,集公共交通、旅遊觀光為一體促進澳門旅遊業發展。同時,與內地特別是灣區城市合作的大數據研究及培訓機構星羅棋佈,集中學界、實務界等領域分析師、工程師和專家教授,在大數據編程-大數據倉庫-大數據分析法-大數據專案運用上,深耕細耘,廣算精研。
在香港,包括交通、環境、經濟、生活和政府等六個維度智能藍圖業已繪就。在國際金融、虛擬銀行、跨境電子,大灣區(GBA)及快速支付諸領域也開啟了大數據及智能化大門。在建設數據基礎設施上,與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數據共用,資訊互動。大灣區(GBA)9個城市擁有超7千萬人口。立足灣區,全球互聯,乃勢之所趨。智能化、數據化既是技術支撐,又是智慧引領,是“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全民共用“之催化劑,亦為物聯網、信物融合、綜合感知之核心要素。
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6施政報告”中提到,特區政府與科研及公私營機構共同研究建設智慧城市,特區政府創新與創客局負責制定智慧城市數碼架構和標準,研究制定2030年發展策略、管治計畫及合作模式,直面都市挑戰,利用數碼科技提升城市管治水平改善民生素質。香港有良好的智慧城市建設之硬體基礎,其科技條件和世界競爭力多年連續位居全球首位。大數據的整合及物聯網技術在政府部門和多領域嫁接已經令香港成為典型的“大數據驅動下的智慧城市”。香港科技大學數十位教授在特區政府資助下形成專案組,成為第一個探索為香港建立大數據整合平臺的機構。
“深圳特區數據條例”(徵求意見稿)上周(7月15日)發佈。在數據權益、數據開發及數據利用諸方面予以定義和規範。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頭兵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堅力量,深圳出臺該條例,試圖建立港澳深數據融通機制,及時又科學地改進數據行業不規範、不系統及行業灰色地帶之現狀,為大數據市場健康培育和大灣區快速高效融合提供重要依據和參照。數據作為與土地、資本、技術及勞力等生產要素並行之生產要素,在深圳已經率先聚集大批頗有實力的本土數據企業。深圳將建立城市大數據中心,實現公共數據統一彙聚存儲,共用開放和安全監管。深圳市數據要素產業委員會與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粵港澳數據要素產業園聯盟密切配合,實現跨區域跨學科整合,推動數據要素理論研究、政策規劃及實踐創新,通過線上線下專題研討“深圳特區數據條例”。
資訊技術時代挑戰自然不可避免。資訊安全性首當其衝。隱私、反洗錢和網路攻擊乃新型潛在風險。數字經濟領域個人數據權遭遇侵犯,企業利用數據不公平競爭等現象均不利於數字產業發展;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享有的數據權及承擔責任不清晰又缺乏權威問題逐日顯現。同時,數據又不同於傳統生產要素,具有“風險大,難確權及管理費用高”之特點,所以該徵求意見稿同時指出,“數據蘊含巨大經濟價值和戰略意義,其開發利用尚且需要依賴數據權屬與數據權利內容的明確,數據立法應考慮數據安全保護與數據產業並行發展”。
在涉及隱私及公民個體權益方面,以時下應對橫掃全球的冠狀病毒為例,“歐美醫學研究人員和生物倫理學家亦相對理解並支持技術層面在瘟疫大流行過程中對聯系人追蹤的效率和力量”。移動應用程式為集成的冠狀病毒的掌控提供巨大價值之數據。牛津大學大數據研究所與政府專案合作,也佐證了”利用21世紀技術的移動應用程式可以加快通知流程,同時保持道德規範”,從而快速減緩傳染速度,甚至阻斷傳播路徑,不失時機遏制病毒;美國政府與FACEBOOK,GOOGLE亦進行對話,以確定使用智能手機的位置數據追蹤運動並瞭解模式的可能性和道德性。
不過,探索健全包容審慎的觸發式監管機制亦在國內同步進行中。專家認為,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是利用新技術對生產、生活優化重組,流程再造,屬於創新過程。出現新問題,探索解決新路徑同步展開。在此過程中,“讓子彈飛一會兒,再仔細看一看,允許合理範圍內進行試錯,然後總結和完善”。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需要打破業態治理“按行劃片”、數位化轉型“單兵作戰”的慣性思維,啟動市場創新能力,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對於大數據的發展與挑戰,學界認同除了金融服務業與互聯網數據進一步聯姻之外,在反欺詐、風控領域及數據監管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為提速數字經濟,力推15種新業態新模式,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及網信辦等13個部門日前聯合發文,強調融合化線上教育、互聯網醫療,打造跨越物理邊界的”虛擬產業園和產業集群”,鼓勵“副業創新”,推動生產資料數位化和生產資料使用權共用“,換言之,可以理解為線下實體經濟數位化之後,再進行線上低成本共用,從而實現更大價值。通過依照市場化、商業化之原則的有償服務,把數據這種生產要素的屬性、價值及紅利充分釋放出來。
“人在物理空間活動,智慧城市建設就是在未來打造一個平行的虛擬空間,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城市鏡像”。如此這般的城市鏡像,前臺是為政府和市民服務,後臺就是提供技術支撐、引領智慧發展的大數據。大數據、機器學習與其它技術對數據的分析以幫助一線人員應對當下和預測未來之實踐充分說明大數據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公共管理及城市治理的現實意義,而且有待技術統籌和科學引領,推動人類與天災抗爭的速度和效率,協助災後重建,復工複產及經濟高效復蘇。同時,數據的集聚及活化為新時期城市發展中的深度治理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全面功能對接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隨著港珠澳大橋投入運營、深中通道、深珠城際的規劃建設,跨珠江口基礎設施的持續銜接令珠江口東西兩岸交往便捷,自成體系。同時,區域要素流動的緊密化與建設空間的連綿化的加強促使灣區城市跨境合作及跨界融通成為必然,“行政邊界的壁壘與阻隔在數字革命和市場力量強勢潮流下顯著消弭”。邊界城市社區重組、粵港澳大灣區空間體系再造、以港澳廣深為核心引擎的都市圈集核和灣區疏密相間的簇群與節點佈局等均離不開大數據支撐與引領。數據又是盤活企業和機構間關鍵橋樑。雲計算需求陡增,數位化轉型加速,特別是邊緣計算及商用5G的應用,皆為未來數據行業之發展如虎添翼,亦為扼守占地5.65萬平方千米海陸要衝、居住逾7千萬人口的世界級灣區騰飛插上翅膀,從而實現大數據下的大灣區製造大商機走向大智慧。
邢雲超為社會學學者，劍橋大中華智庫創始人
來源：中國科技新聞網
